台灣社會對大陸抗疫的認識,只能用「雲霧迷蒙」形容,這與大陸長期被泛政治化、妖魔化,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兩岸人員往來大幅縮減有關。台灣對大陸近半年疫情受控後,經濟社會漸漸恢復正常,並沒有體會。即使大陸本土傳播已「動態清零」,僅存少數境外移入個案,但台灣對大陸疫情還是不放心,陸生和「小明」的返台路艱辛,皆與此有關。

台灣對大陸疫情的質疑和擔憂,從年初至今始終未變:一是對疫情起源的狐疑,這裡面有「陰謀論」煽風點火的結果。二是對大陸疫情數據真實性的懷疑,這主要受到爆發早期「李文亮事件」的影響。三是對大陸防控、篩查和醫治能力的不信任,這主要源於武漢返台包機產生的一系列風波。

這三點既是偏見,也是心結,解不開,兩岸社會很難恢復正常往來。在台灣本土防疫成績亮眼、「順時中」神話難以打破當下,台灣社會重新評價大陸防疫成效,既沒有興趣,也沒有動力。無法走出觀念的桎梏,「兩岸重開機」真的遙遙無期了!

長期對大陸的錯誤認知

主要原因在於,台灣社會對大陸抗疫的認識,無法走出1、2月「武漢之亂」的既定印象。「武漢之亂」的本質,是社會在不明疫情恐慌之下的「醫療資源擠兌」,進而短期內導致「醫療體系崩潰」並部分程度觸發「治理體系崩潰」的極端過程。不過,正如北京高層所言,「武漢之亂」暴露了治理「短板」,一旦把「短板」補齊,大陸舉國體制的優勢就發揮出來,不僅扭轉了疫情初期的被動,還成為全球防疫成效最好的國家。

大陸抗疫的成功經驗,恰好對應了台灣長期對大陸的三大認知誤區。第一,台灣社會總以為大陸政治體制「專制落後」,尤其是對大陸「黨與群眾」關係嗤之以鼻。而現實是,大陸通過此次「戰役式」抗疫,包括管控人員流動、施行核酸普篩、展開疫調等任務,恰好鍛煉出基層社區組織的動員能力、服務能力,一改往日基層幹部人浮於事的弊病,民眾反而更信任、更依靠基層幹部,而黨也更有力指揮協調基層社區。

第二,台灣社會總對大陸的網路科技看低一眼,不少人以「數位威權主義」批判之。但現實是,大陸的「大數據+電子商務」是控制疫情、維持社會運轉的獨門祕笈。一方面,大陸的大數據早有實踐基礎,此次服務於疫調、傳染鏈跟蹤,可謂「立了大功」。另一方面,大陸電商平台在疫情期間供應不斷、物流不斷,民眾即便被封城和隔離都可以購買新鮮食物、日用品,疫情初期因春節造成的物資短缺、搶購潮,再也沒有重現。

第三,台灣社會總是沉浸在「健保NO.1」之中,對大陸醫療水平不屑一顧。但現實是,經歷了疫情初期的嘗試和忙亂,在大陸官方主導、高級別專家組坐鎮之下,大陸的新冠醫治很快走上正軌。例如大規模興建方艙醫院,解決了大量輕症患者得不到治療,轉為重症或傳染家庭成員的問題。再如中西醫結合治療方案,令患者後遺症較少、通過體內調理增強免疫力實現痊愈。

如果僅僅陳述事實,說服力似乎還不夠,那麼香港、澳門兩地的疫情,就提供了一組絕佳的比較案例。疫情爆發之初,澳門官方決定效仿「大陸模式」,包括政府集中資源調配口罩、啟動全民檢測、與大陸同步實行「健康碼」,澳門疫情很快受控並順利和大陸恢復跨境往來。反觀香港仍信奉「小政府」模式,同樣對大陸抗疫體制持懷疑、批判態度,果然最終7月疫情轉向嚴重,直到北京專家指導修建「港版方艙」緩解床位不足問題後,香港疫情才逐漸下行。

重新評價大陸防疫成效

台灣是自由民主社會,當然不可能仿效大陸建立一黨統攬全局的防疫機制。但事實上,除了直選制度以外,台灣政經體制多半在蔣經國時代穩定成型,具有一定社會主義色彩,政府在很多領域的資源調度、分配能力依然很強,台灣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感、依賴感也不弱。尤其是台灣講究公私協力,NPO、NGO與政府的關係並非是對抗性,而是合作性的。這更加說明,兩岸抗疫體制並沒有根本性矛盾,反而有不少交集,大陸抗疫的寶貴經驗,其實可以給台灣帶來許多啟發。

兩岸唯有相互肯定彼此優點、客觀評價彼此成效,疫情造成的兩岸心理距離才可能漸漸拉近,民間感情也才能維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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