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兵凶戰危之際,各方意見不一,有全民皆兵論、有徵兵制論…,許多民調機構相繼做出民調,是否認為兩岸終須一戰、美國又是否會出兵相助,言人人殊。

作家龍應台素來以直言敢言著稱,在相繼得罪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各地的讀者,最近的「反戰說」也惹怒了許多她的台灣同胞。在排山倒海的譴責聲浪中,讓我產生了一個疑問,龍應台又不是陳布雷,蔣介石曾說:「畏壘(陳布雷之號)椽筆,逾百萬師」,少了這麼一位女作家,台灣就守不住了嗎?其實這些批評的聲音可能都希望別人提供他們一些上戰場的理由甚至是勇氣吧。但問題是,無論追求戰爭或和平,難道不是道德良知或利益計算的個人選擇嗎?

龍應台認為戰爭會摧毀文明之中的雅緻精妙,這種小資情調的反戰言論激怒了很多人,但若說她不理解戰爭,倒也未必。她是難民之後;她曾長住對二戰有深刻反思的德國;她寫作大江大海1949,紀錄動盪的烽火歲月;她的龍應台基金會也在推動和平教育。

戰前台灣做為殖民地被迫捲入戰火,戰後國府遷台基於反共的需要更不可能有對戰爭的反思,更遑論和平教育。我們雖然有國防軍訓教育,但對於絕大部分未曾經歷戰爭的台灣人來說,我們很少有機會思考與理解戰爭的本質、模式與變化。例如康熙攻台的動機與後來畫歸版圖的思考、中國大陸所謂的「北平模式」、兩岸是內戰亦或代理人戰爭乃至現代科技的戰爭型態節奏等等議題,台灣都未見太多嚴肅討論。

如果天下太平,歲月靜好,戰事與我何干,但是當雷聲隱隱戰鼓悶悶時,我們可能要會被迫做出一些選擇,這也是龍應台言論如此刺激的背景。德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思,並沒有怪罪苛刻的《凡爾賽和約》對德國造成的窒息,也沒有把一切罪過推諉給希特勒的邪惡野心或納粹的一黨之私,他們回到歷史現場,回到在戰前那一場場的遊行、造勢、閱兵,在一旁高呼口號、搖旗吶喊的德國人幽微內心。

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培曾寫過一本關於反省德國戰爭罪責的書─《罪責問題:關於德國的政治責任》。書中批判德國政治傳統中盲目的民族主義和權威主義傾向。全書強調行動與責任的統一、政治與倫理的統一、個人選擇與正義道德的統一等原則,簡而言之,戰爭的發動與進行是與個人的道德選擇、理性思辯有關的。

他的學生漢娜鄂蘭也提出「惡的平庸性」或「平庸之惡」的概念,她提到在戰後的耶路撒冷國際審判法庭上,一個叫做艾希曼的人辯解自己只是無條件服從希特勒的命令,從他的身上你看不到任何邪惡的動機,似乎只是熱愛古典樂的一個普通人。她指出現代國家以民族大義等現代神話取代傳統宗教,用歷史進步的目的代替個人的道德理念。個人在這個錯綜複雜的體系中不需要承擔道德義務和責任,只需要積極投身,因為個人看不到行動產生的後果,所以他們認為責任不必在我,這便是「惡的平庸性」。

這個世界當然有所謂的「義戰」,但是這個正義最好是經過個人的思索與判斷,並對其後果負責。在戰爭未發生之前,龍應台當然有權利發表甚至台灣社會也應該要有反戰的聲音。那些所有的義憤填膺都應該回頭去給自己作一篇檄文打氣,給自己找到上戰場殺敵的勇氣與理由。

金庸在「射雕英雄傳」中藉由樵夫之口唱出:「城池俱壞,英雄安在?雲龍幾度相交代?想興衰,苦為懷。唐家才起隋家敗,世態有如雲變改。疾,也是天地差!遲,也是天地差!」「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裡潼關路。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有華人處都是金庸的江湖,都有人民的春秋大義。戰爭沒有贏家,只有百姓苦。在某些人看來低聲下氣的降書,或許是來自人民、來自歷史深處對統治者的警告。(作者為退休大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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