擘畫大陸未來15年發展藍圖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落幕,會中提出2035年遠景目標,承諾「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等目標,意味屆時人均GDP約3萬美金。要達到這個目標,大陸必須提高生產附加價值,讓更多人富起來,不落入類似南非、巴西這類人口大國擺脫不掉的「中等收入陷阱」,才能躋身中等發達國家。

在美國遏制對抗中國、國際格局深刻調整、新冠疫情衝擊未平之際,要讓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中產階級)倍增,不僅事關大陸的繁榮發展,更可成為大陸盤活戰略全局的棋眼。一定意義上決定著大陸的發展能否繼續傳遞穩定預期,也決定著大陸能否從美國戰略圍堵中破局。

大陸著墨擴大中產階級,釋放的是以我為主、自力更生、不受制於人的信號。對外界而言,五中全會通過的「十四五」規畫和2035年遠景目標,雖未提出GDP成長數值,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中等發達國家水準」,「中產階級倍增」等表述,顯示大陸將以做大內部市場蛋糕為發展策略主軸。有測算指出,按目前節奏,大陸在2030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可能性大增,國際資本分享市場紅利的想像空間更大,預期更穩定。

與此同時,需要看到的是大陸雖坐擁全球最大中等收入群體,且設定了宏大願景,但提高其比例也絕非易事。4億中產階級占總人口僅3成多,與發達經濟體6成比重相距甚遠,且即便在中等收入群體內部,也存在著收入鴻溝有待彌合。因此,一方面,大陸需要在中等收入群體聚集的一二線城市強化防風險、保就業、縮小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需要發揮體制優勢,以欠發達地區為主陣地,促進低收入群體進入中等收入範圍。

首先,大陸應進一步明確中產階級標準。世界銀行對中產階級的標準較為寬泛,從年收入2.5萬人民幣到25萬人民幣均可稱為中產階級。但太過寬泛的定義容易忽略其中的低收入者,對隱性貧困的敏感度降低。此外,相關標準也應考慮到通膨等因素下的購買力變化。有大陸官員曾形容,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萬元至50萬元人民幣間,有購車、購房、閒暇旅遊能力,就是大陸的中產階級,官方可考慮進行更為明確的界定。

其次,要繼續壯大實體經濟,穩就業,穩收入。大陸是聯合國認證全球唯一擁有所有工業類別的經濟體,應繼續將蛋糕做大,發揮實體經濟就業和收入承載功能。實體經濟受外界衝擊的風險抵禦能力越強,居民收入提升的保障越充足,風險壓力也越小。對於承載大多數就業的民營經濟,大陸應進一步減稅降費緩壓,提高融資便利度,尤其增強民營業者信心。

再次,做好高品質發展轉型。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需要進一步轉型升級,為中等收入群體的增加提供支撐。面對美國在高端製造業和技術方面的遏制,大陸亟需擴大專業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等新階層的規模,進一步推進城鎮化,對人力資源持續優化。大陸人社部此前印發《農民工穩就業職業技能培訓計畫》,每年將培訓農民工700萬人次以上,以此提升就業含金量。

2016年至2019年大陸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6.5%,大致與GDP增速同頻,工資性收入仍占可支配收入大項。只有健全工資的合理增長機制,才能保證勞動者工資收入隨經濟發展增長。此外,隨著城鎮房地產市場趨於平衡,住房的財富效應逐步消失,為防止既有財富格局固化,應探索多管道增加財富。在農村,則應以土地制度改革和宅基地流轉為突破口,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

此外,完善再分配機制,發展慈善事業,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等,都有助於壯大中產階級。大陸人口老齡化問題迫在眉睫,需要更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醫療、衛生、教育、住房等方面需要推動改革。民眾在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的需求不斷提升,紓解民眾後顧之憂,消費能力才能更充分釋放,進而盤活「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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