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陸行當中也發覺在文革之後的百廢待舉,雖然實施改革開放到一九八四年已經過了六年,但還是跟外界有很多的差距。我一路上看到仍都是騎著腳踏車的藍螞蟻大軍,民眾的臉上也都還掛著仇大苦深的表情,不難想像中國大陸跟外界的一個落差。這對我而言也是很特別的感受,我就在這樣全新體悟以及激動的心情中,完成我第一次的大陸之行。

海峽承載無限鄉愁

要當一名稱職的媒體人,必須有一個資訊充裕的大環境以及新聞專業素養,來追蹤報導新聞,才會有所成就。尤其在六、七○年代,海峽兩岸的冷戰對立、資訊中斷,親人音訊渺茫,讓那灣淺淺的海峽承載了無限的鄉愁。

當年兩岸的隔閡,隔離了親情友情,更隔離了兩岸彼此的了解與認知,加上當局刻意的扭曲醜化彼此的形象,中共的領導人都被台灣冠以「匪酋」之名,以「毛匪」、「朱匪」來稱謂,「殺朱拔毛」就連小孩子都朗朗上口。海峽對岸的共產黨乃是不共戴天的「共匪」,大陸同胞都在啃樹皮;同樣地,大陸的宣傳,蔣介石就成為「蔣匪」,台灣同胞以吃香蕉皮為生。台灣在反共教育下成長的一代,對大陸既陌生又恐懼。

到了七六年打倒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幫,捕捉四人幫並且公開審訊,這是大陸首度公開審判四人幫的大戲,也足以告誡大陸的政治人物不得輕舉妄動。毛澤東去世,一個時代的結束,華國鋒接班,圖謀奪權的四人幫終受審入獄。

審四人幫之時,我在港趁地利之便,成了台灣新聞界的時代先鋒,我將新聞一篇篇地傳回去,並加上我的觀點綜合報導,尤其是將這些「匪酋」的照片送回台灣。《中國時報》當時是台灣第一大報,每天發行一百多萬份,做為香港特派員,真是占盡天時地利,把這些資訊傳回了台北;《中國時報》也打破歷史禁忌,大肆刊登四人幫的新聞及照片。因四人幫新聞涉及中共的醜聞,主管意識形態的文工會也就沒有加以限制,讓《中國時報》大放光彩,銷量大增,也讓台灣的讀者第一次看到中共領導層的奪權鬥爭的醜態。同時我亦利用關係,要求中央電視將審四人幫的影片讓我送回台北中華電視台,我當時除了是《中國時報》香港特派員外,也仍兼中華電視台的評論員,這些影片實在太新奇太有新聞價值了,影片播出後,廣告大增,廣告商排隊等著進廣告。可見兩岸的隔離,阻不斷的親情,也更增加了台灣民眾對大陸事物的好奇興趣,神祕的面紗終被揭開了。

當然審四人幫大家最感興趣的是江青,她被審訊時仍不減霸氣,在庭上不滿地訓斥當朝官員道︰「當年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奮鬥時,你們都躺到哪了!」真是讓英雄也折腰。

台灣民眾由於資訊被封鎖,過往對大陸的政治人物,只知一個「毛匪澤東」,其他的人物除了江青外,可謂一無所聞,更遑論他們的長相。江青因為是毛澤東的老婆,對其背景稍有傳聞,台灣民眾只知她原是上海的電影明星,名叫藍蘋,後投奔延安,色誘毛澤東,成了權傾一時的江青。台灣對藍蘋的明星風韻非常好奇,從我發回去的新聞照片中,看到她受審時清湯掛麵的頭髮、寬鬆的深色人民裝,毫無姿色可言,沒有女性的嫵媚,讓大家益發加深共產社會的肅殺印象。

台灣民眾對江青的外貌都感到失望,她蒼老的外表卻依然滿頭烏髮,在法庭上她目中無人、傲氣凌人,大家都很想看看這位在文革中鬥得全國上下都不得安寧的「紅都女皇」,如何為自己辯護,下場又是如何。

據報導,江青終被關進秦城監獄最高級的一間監牢,房間較大、有抽水馬桶, 其他衛生設備也齊全,通風採光都不錯。江青進了秦城監獄,馬上就換上了囚犯衣, 在這裡開始了她的鐵窗生涯,真是富貴權勢如流雲。

江青在監獄裡還進行過絕食,她認為伙食不好,以絕食來抗議,可是她的絕食不超過三天,按捺不住又開始吃飯,理由是要養好身體好繼續鬥爭。

進秦城監獄 依然跋扈

江青在監獄中還是依然跋扈,她奪權的幻想落空、無法冷靜,常是喜怒無常、動輒罵人、隨心所欲,連送飯的獄卒也不放過,弄得獄卒也不太願意去給她送飯。

在秦城監獄的日子,是江青一生最難以熬過的日子,她在牆壁上寫抗議的標語︰「不怕殺頭」。她不願參加服役出去打掃,主動要求可以縫布娃娃,並在自己製作的布娃娃上繡上名字,也因此布娃娃無法拿出去賣。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宣判,江青和張春橋被判死刑,緩刑兩年執行,其他人則是被判較輕的刑責。一九九一年,江青高燒被送進公安醫院,在五月十四日的凌晨,將近三點的時候,虛弱而絕望的江青從臥室爬到了廁所,用幾條手帕結成一個縷套,掛在浴盆上方的鐵架,她以此上吊終結了她的一生,死時七十七歲。

當年受審被關的四人幫其他人也一一離開人間,了結了中國大陸轟動一時的四人幫鬧劇。我的記者生涯中,其中一段時間在香港每天忙碌地發四人幫消息,讓台灣掌握新狀況,也堪記上一筆。(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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