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戰勝利後,曾經擔任過國民黨中央黨部聯合秘書處副秘長的徐復觀,依他參與高層應對時局變化的經驗指出:

有四件事,已決定了政權的命運,不是地位低微的我所能力的。

第一、由瘋狂劫(接)收更進一步為瘋狂的物質享受的追逐。

第二、由頑固而又非常自私的整編政策,變成無可用之將,無可用之兵。當時硬性遣散游離部隊的口號是要﹃讓這些東西去害死共產黨﹄,山東、東北的共產黨,就是這樣害大了的。

第三、『三個月消滅共匪』,『六個月消滅共匪』的作戰指導方針,輕突盲進,軍力受到大量的消耗。

第四、黨內瘋狂的選舉競爭,在生死關頭,選到從中央地方的虛脫狀態。

針對第一點,徐復觀認為:

國民政府「接收」人員,如果能以「同胞」的身份和態度來進行「淪陷區」的政權和治權轉移,則中國就可能平順的走上復興的道路。事實上「接收」人員卻是以「勝利者」的心態進入「淪陷區」,「先搶漢奸的財產,繼搶敵人留下的物資……這批『劫收』闖將,從工廠、交通機關等搶入私囊者不過百分之二、三,但是工廠、交通機關的百分之九十七、八皆隨百分之二、三的抽筋折骨而殘廢」

楊鵬在「淪陷區」成長,又曾經在汪政府中工作,他的切身經驗當然比徐教授深刻得多。當時他看到的是;自從國軍還都後,南京街景變了,後方來的人一天天增加,大街上突然出現美製的吉普車,車上坐的都是軍官,穿著美製的緊身小夾克,腰間圍著一條皮帶,掛著一支小手槍。神氣極了。沒有多久,車上就坐上了年輕漂亮的女郎,招搖過市,車子所到之處,不斷按喇叭,要其他人讓路,如有不順,立即用四川口音開罵。市民也多逆來順受,因為他們是高人一等的「抗日英雄」。

在茶樓、餐廳、舞廳、夜總會、電影院、公園等等公共場合,他們若非著軍裝而穿西裝,則必在胸前別一枚勛章,口操幾句四川話,稍有不稱心意,則開口罵人;如欲頂嘴或言語對抗,他們就會出口罵出「你們這些日本走狗」、「你們是小漢奸」、「你們受的是奴化教育」、「敵偽學生」等等。受者只有忍氣吞聲、俯首受辱。楊鵬在淪陷區生活八年,而且是地下抗日份子,心中非常了解:汪精衛政府的下級官員未必很優秀,但沒有對老百姓壞到如此地步。

淪陷區的老百姓受辱之餘目瞪口呆。料不到離散了八年的「父母」,竟是這樣的一付面目,楊鵬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勝利來得太突然,政府匆忙之間,就要派出部隊到廣大的淪陷區各大城市,去「接收」,沒有完整的策劃,沒有周詳的政策要領。各級首長或部隊長對下屬也沒有正確的教育訓練和指示。

他們的心中沒有「愛」、沒有「仁」。一個個把抗戰勝利的套在自己的頭上。勝利是屬於他們的,而不是全民的。在淪陷區的「草民百姓」面前,他們是英雄、是豪傑、是功臣、是救星;他們所到之處要恭維、要讚美、要崇拜,要人敬畏。要五體投地的感恩載德。這些不知天道地厚、自我膨脹的害群之馬,到達首都南京、上海,就搞得民心全失,最後都被共軍打敗。

「肅奸」與「抄家」

看完還都先遣部隊中下級軍官的惡跡敗行。接著是文官逐批來到南京,開始「肅奸」,驚天動地,大張旗鼓的逮捕「漢奸」。所有汪政府的官員,上自代理主席陳公博,次及院長、部長次長等高官,下及處長、主任科長等等,都是日夜搜捕的對象。所有高官如周佛海、褚民誼、陳璧君、李士群等上百人,都是坐在家中等候軍警入門,俯首就範。一個個被囚於老虎橋等大大小小的監獄中,聽後審判。

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本來是日本人,可是執行的軍警卻把報仇洩恨的火焰移轉到原是自己人頭上。淪陷區民眾和汪政府官員相處多年,卻是怨少恩多。自從有了他們,萬惡的日軍才退至幕後,人民才能免於亡國奴的痛苦。農工商學一一恢復生機。幾年下來,豐衣足食,到處一片繁榮,可以說是滿清和民國以來,人民生活最好的一段時期。然而,這一批在淪陷區扭轉乾坤的政治家和財經專家,最後卻揹著「漢奸」「賣國賊」的污名,落得囚禁坐牢的下場。

伴隨「逮捕」行動,乃是「抄家」。跟著「抄家」行動,即是「貪污」。霸佔房舍家俬,沒收金銀玉器,搜刮現鈔,勒索金錢。不久以後,市民間就傳言:許多年輕美貌的婦女也都成為了有權官員的俘虜。(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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