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免桃園市議員王浩宇案,經過這幾天各方的反應、議論與沉澱後,所帶來的正面反思應多於負面的情緒因素,足可見台灣民主調適的成熟與自省。如能剔除某些立場性思考或故步自封的制式反應,從原因、效應與迷思等三個層面分別深入探究,將可進一步為台灣民主的未來產生修復與進化的功能。

藍軍被打了一劑強心針

罷王案的成功,絕對跟王浩宇爭議性的問政風格與表現有關,這恐怕是連民進黨也不得不默認的。雖然民進黨發言人指控國民黨動員罷王,製造政治對立,但王個人各種投機倒耙、失格背德的爭議言行,可謂不勝枚舉,不僅民進黨對罷王聲勢實質上做壁上觀,泛綠陣營更不乏「長痛不如短痛」的看法,認為此時罷王雖會讓綠營暫時有點受傷,卻是必要的,否則這個未爆彈遲早會對民進黨造成更大的傷害。

國民黨到底有沒有動員罷王?從政治現實而言,無論此次罷王能過與否,國民黨都無法置身事外,過與不過,都會被指責為動員不力或動員不當,與其裡子、面子都失,毋寧盡力使罷王通過才是上策。而從學者根據得票分布所做的研究,此次罷王案的得票數,在中壢區內85個里裡面,有47個里比國民黨3年前選議員的得票還多,顯示罷王案不只是國民黨的動員而已,更有其他小黨或無黨的選民同樣支持,說明了台灣社會超越黨派、無色覺醒的力量始終存在。

而從個案因素、選區結構到社會氛圍,王浩宇被罷免案竟然因緣際會造成四個微妙的結果:一是以操弄網路民粹、撕裂社會、製造對立的嘴炮民代,被敲了一記當頭棍,證明此種歪路未必全然暢通;二是鬱悶已久的藍軍被打了一劑強心針,因此士氣大振,有了力圖再起的生機;三是囂張至極的綠營被澆了一盆冷水,至少警覺到為了包山包海,任意招降納叛的反效果;四是整個社會看到、也聽到一個警鐘,注意到罷免攻防可能的利弊影響,因此必須有所綢繆因應,勿使對立惡化。

正因如此,罷王案的成功應該回到個案的本身來務實探討,既無須對台灣公民力量的覺醒過於悲觀,卻也不能因此擴大解釋,把個案形塑成是對整個民進黨政府的懲罰與反撲。如果國民黨認為罷王案成功勢將重演2018地方大選的聲勢,理所當然全面反攻,甚至把罷王案的效應視為黨主席保衛戰的必然籌碼,姑且不論民進黨將如何重新修復、強化自我,藍營本身就會陷入過度樂觀的幻覺之中。

緊接著將面臨2月6日對高雄市議員黃捷的罷免案,顯而易見的是,黃捷的狀況完全不同於王浩宇,而且經過罷王案的結果,黃捷與民進黨更是嚴陣以待,全面升高防禦戰力。從選區結構、個人條件,到親疏關係與社會觀感,黃捷顯然更受到民進黨的看重,也因此黃在前兩階段的罷免過程中,一直採取高調反嗆的姿態,完全不避諱她是第三勢力其實卻是民進黨附隨政客的本質,不斷升高藍綠對決的態勢。至此,罷免攻防真正可能的政黨對決意味,也將從黃捷罷免案開始,藍綠雙方將如何展開新一波的攻防策略,此時也才有真正的觀察意義。

罷免案成制衡執政黨新利器

罷王案的通過,讓不少人發出台灣可能已進入「報復性罷免時代」的警訊,更擔心「仇恨性動員」帶來的衝擊。這種憂慮其來有自,卻也並非必然,成敗因果之間,一在台灣公民意識的覺醒強弱,二在政黨有識之士的自制調控。罷免制度的設計在透過直接民權的行使,補強民主代議制的不足,現今罷免門檻雖較過去降低,但要真正罷免較高層級的民代或縣市首長,基本上仍極困難,類似王浩宇這樣引發跨越黨派的公憤,因而遭罷免成功者,實屬極少數,並非政黨發動即能成功,一旦政黨徇私發動罷免也必遭反噬。

更重要的是,要避免罷免攻防惡化成仇恨動員、民粹廝殺,就不應有雙重標準的操作。民進黨先在震動全台的罷韓案上,全面發動黨政資源得逞,卻又在小小的罷王案上批判庶民,彰顯不滿,只准你罷我、不准我罷你,天下豈有此理!在綠色新威權下,罷免案已成另類制衡執政黨的利器,絕對不容輕忽其效應與影響,「報復性罷免」只是一時的表象,「理性制衡」的罷免才是民意平衡的常態,也是政黨必須接受檢驗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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