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東北遼寧農民女作家梁書香的《難忘歲月》書中描述的是一個「四類分子」農民的家屬,在農村中經歷種種政治運動的生活情形。梁書香生於1946年東北,直到1980年才離開農村,在農村中完整地度過了毛澤東的時代。由於來自於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後加上右派,五類。習慣上仍稱四類分子)家庭的親身描述非常少見,本書提供了相當珍貴的閱讀與研究價值。筆者在此摘錄主要部分,分為兩期刊載,以饗讀者。--龍城飛於台北芝山岩。

梁書香生於1946年1月遼寧南方的「旅大」(旅順、大連)地區。旅大在1904州,改用日本年號,到1945年8月中日戰爭結束,日本占領旅大足足有40年之久。值得注意,「旅大」是軍事要塞,並不屬於滿洲國的轄地。待日本人走了,老毛子(蘇聯人)來了,蘇聯紅軍走了,國民黨來了,梁書香父親梁福新相信了三民主義,參加國民黨。梁福新在日本統治東北期間,曾擔任地區小學校長。待共產黨來了,兩黨部隊在這裡展開你死我活的爭奪戰,中共解放東北以後,梁福新就有了「漢奸」和國民黨的兩種成分。梁福新被關在村公所,每夜都有人來拷打審問,用皮鞭抽他,用煙頭燒他的腋窩。問他:「你跟日本人是什麼關係?日本人怎麼肯撥款給你蓋學堂?」梁書香敘述父親在土改後變得脆弱,父親在順境中幹練、果斷,把工作幹得有聲有色,一遇逆境,就不知所措。而母親比父親要強得多。土改時,梁書香母親誰也不商量,把家中的財產如數交給來查封的人,少挨了許多打。土改後,父親被關,家中一粒糧食也沒有,母親拖著幾個孩子四處要飯。打那以後,全家的大事小事都由母親出面張羅。解放後,梁書香父親的工作是養蜜蜂,取蜂蜜。

「旅大」地區由於長期封閉,過去一些鄉野的老風俗被保留下來。梁書香出生時一聲不吭,沒有放聲大哭,她母親就著昏暗的煤油燈光看,又是個丫頭,就對梁書香父親說:「沒氣了,找個筐拐出去,等天亮找人送到山外燒了!」原來,那時,三歲以下的孩子死了沒有埋的,都是用穀草捲起來,夾到山外點把火燒了。燒過的死孩子,成了野狗的美味佳餚。燒死孩子時,往往點火的人還沒走,周圍已圍滿了等待美餐的野狗,那情景就像天葬場。孩子生得多也死得多,山上幾乎每天都能看到燒死孩子的煙火,村裡的狗兒們一看見山上冒起煙火,就爭先恐後地往那兒奔跑。

但是當時梁書香的父親沒有放棄,倒提著剛出生的梁書香兩條腿,朝屁股使勁拍了幾下,梁書香終於哇的一聲哭起來了,父親鬆了一口氣,母親卻嘆氣,一個小生命的失而復得,意味著她又一輪艱苦哺育女嬰的路子開始了。梁書香後來敘述自己的童年:「應該感謝母親,她沒有特別關愛過我,也沒有歧視我,我在這個災難重重的家庭裡還是健康活潑地成長起來,而且在我的記憶裡,童年時代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時光。」這個本來將要丢到山外燒掉的嬰兒,日後卻是體貼照顧父親到父親過世,並且在母親晚年時接到家裡,一直照顧到母親過世的孝順女兒。

1957年時梁書香11歲,她回顧從土改以後到1957年,是農村老百姓心中的太平年,雖然這期間發生了好多大事情,像鎮反、肅反、三反、五反,這些事跟種田的老百姓沒關係。梁書香童年的破滅是在1957年,她說:「1956年以前,階級鬥爭還沒有人為地強調。」到了1957年夏,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鬥爭,大規模鬥爭民主黨派以及知識分子,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各地的地主富農和父親那樣歷史有問題的人被集中到一起,邊勞動邊接受社會主義教育。父親被戴上歷史反革命帽子,是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中的一個。」梁書香父親到去世,一直是被管制分子,哪兒也不准去。

緊接著1958年4月份,大躍進開始了,各村凡能貼東西的地方都貼滿了花花綠綠的標語,「苦幹三年,幸福就來臨」、「拿出革命幹勁來,超英趕美不用十五年」、「只要有決心,糧食畝產超萬斤」。人們每天幹活不叫幹活,叫「會戰」,紅旗招展,歌聲震天,叫號聲此起彼伏,每天幹活長達十五六個小時。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大躍進,平民百姓開始感到新鮮、振奮激動,為農村死水般的日子帶來了生機和活力,帶來了對未來的盼望,既然苦三年幸福就到,誰還不願意?為解放婦女勞動力,各村都辦起公共食堂、托兒所和幼兒園,當時梁書香還在上小學,一律吃住在學校,說這樣能脫離家庭私有觀念的影響,從小就接受共產主義教育,做共產主義新人。8月,中央指示,剷除資產階級殘餘,把自留地和私養牲畜取消。一大片一大片平坦的菜地被鏟平,在菜地上面建起土高爐群,過了些日子折騰不出鐵,說高爐質量不合格,拆了,再建起一群又一群的土高爐。

大躍進到了1959年,人們的心已經徹底地冷卻了,對天天喊叫在口頭上的共產主義已徹底失望。公共食堂每況愈下,糧食越來越少,每頓飯只能維持半飽。1959年中,中央發現狀況嚴重,趕緊放鬆政策,讓農民有生產積極性。可是基層的共產風還在繼續刮,大躍進還在搞,反起了右傾,誰稍有牴觸情緒,誰就是右傾。1960年春天,生產隊的公共食堂就斷炊了,食堂沒有糧食,便把難題踢給了老百姓,叫老百姓自己回家想辦法。1960年秋天,各村的公共食堂解散了,托兒所和幼兒園停辦了,小學生早不在學校住宿了。老百姓能有什麼辦法,一連兩年,生產隊的糧食除了上繳,其餘的都徵集在公共食堂裡,公共食堂無米下鍋,老百姓家又往哪裡去生糧食?

1960年冬天,梁書香中說「村村戶戶又分開了自留地和菜園地,這是社員的救命地。饑餓的百姓對長滿荒草的白茫茫的田野,對集體什麼時候能恢復生產力已失去信心,他們把所有的希望,把有限的一點力氣全部投放到開荒地和自留地上。種自留地最好栽地瓜。所以栽地瓜季節一到,家家戶戶雖都喝著清菜湯,還是到自留地裡拚命地深耕細作。」中央要求給足5%的自留地,農民在原有分到土地上5%的部分耕種求活。在饑荒達對巔峰時,生產隊還沒有開始給社員發放救濟糧,大部分社員家已糧盡菜罄,村裡不斷有人走黃泉路,大家在天寒地凍中上山挖田鼠洞。有一天,村裡一個民工不小心把一碗苞米稀飯弄灑了,稀飯又正巧灑在一堆乾牛屎上,那民工一走,就有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趴到牛屎前,把牛屎上的稀飯一點一點舔乾淨。

到了1961年,元旦剛過,家裡就最也找不出一粒糧食,全家人靠吃菜根、糠咽菜支撐了幾天,梁書香的父親支撐不住,但不敢躺下。飢饉越是嚴重,階級鬥爭越是抓得緊。負責生產隊的一個姓高的工作隊員天天盯著梁書香父親等幾個五類分子,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時刻想從他們身上找出點毛病好殺雞儆猴。梁書香父親全身浮腫還得咬牙出工。姓高的工作隊員領了幾個民兵到五類分子家查夜,說越是在這種非常時期越是要提防階級敵人鑽空子,提防國內潛藏的特務和國外隨時都會竄來的間諜破壞,而特務間諜來了當然要窩藏在階級敵人五類分子家裡!(待續)(作者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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