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我作為知青到廣西博白縣龍潭公社白樹大隊大路塘生產隊插隊四年(1973-1977)。該生產隊主要由鄒、張、李三姓組成,生產隊的幹部職位隊長、會計、記分員由三姓人輪任,他們在生產與分配方面的協調合作頗為妥當,有時候還能採取「非常規」手段,為農民爭取更多的利益。其中給我印象深刻的,是有關「瞞產私分」的往事。

「瞞產私分」是中國農村實施集體化與統購統銷政策時期,產生於農民及農村基層幹部(主要是生產隊幹部)中的普遍行為。所謂「瞞產」,為政府部門高估產額,認為基層所報實際產量之所以低於估產數額,是由於農民隱瞞糧食;而所謂「私分」,即政府指責農民將隱瞞下來的糧食私下瓜分,實際上,那是合情合理分配給農民的勞動所得。

筆者1975年7月25日日記。(王力堅提供)
筆者1975年7月25日日記。(王力堅提供)

1950年代後期至1960年代前期(即「大饑荒」時期)的「瞞產私分」,主要是表現為高誇、浮誇超額徵購糧食,致使農民陷入饑饉危機而產生的抗爭手段;而1970年代的「瞞產私分」(即「文革」時期),則是在常規年景下,通過集體方式進行的常態性行為——將集體經濟產品分發給農民,作為農民從集體經濟下受惠不足的補充。

由於政府徵購的主要是稻穀(尤其在南方),於是私分的農產品便更多的是雜糧(番薯、芋頭、木薯等)、經濟作物(花生、甘蔗、煙草等),以及其他副產品(酒、糖、磚、瓦等)。如我下鄉所在地區,除了稻穀,主要的經濟作物有甘蔗、花生等,因此,生產隊便將自產或交換來的甘蔗、花生瞞產私分給農民,由農民自行運到自由市場販賣。我在1975年7月25日的日記中載稱:「當天鄰縣(合浦縣)農民源源不斷挑花生來我生產隊換稻穀,三百斤穀換一百斤花生。一天共換得四千多斤花生,換去一萬多斤稻穀」。可見,生產隊是以「瞞產私分」由稻穀換花生,再分發給農民,一來避免作為主糧的稻穀被強制徵購,二來非主糧的花生較容易進入自由市場出售。這是一種更大範圍的民間互利,卻也是「非法交換」性質的「瞞產私分」。我日記中即稱「這是違法的,可誰敢干涉?」沒有人干涉,說明這種「瞞產私分」對農民有利,大家(包括農村幹部)齊心協力地求生存,並且抗衡外來的壓力。

當時,廣西正進行「批資批修總體戰」,在農村大割「資本主義尾巴」,限制農民的口糧分配,糧、油、糖、烤煙、黃紅麻、木材等六種農副產品,一律不許進入集市貿易。但管制時嚴時鬆。嚴時,一旦抓到,貨物沒收,人則被批鬥關押;鬆時,一般只沒收財物,對人的處理較為寬容。我1976年1月2日的日記中載:「生產隊的農民用手扶拖拉機私運甘蔗往廣東販賣,途中被攔截,甘蔗悉數沒收,人則無事放回。」可見這種現象已然為常態化,又畏於農民的團結,政府有關部門有時候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這種現象當時在全國都是蠻普遍的。我鄰村的知青(陳X)告稱:「插隊時,生產隊有很多事情都瞞著外來知青,因知青高X雄是大隊副支書。在你們走後(知青回鄉),隊裡保管員才講出:每年都分一百幾十斤的二口榖,美名飼料糧,實際上分為兩種:出米率為60%,接近好穀,出米率僅15-30%,只能煮粥及蒸雞窩籺。」這裡所顯示的常態性每年「瞞產私分」的操作還是頗為謹慎、有節制的。首先,儘量瞞著外來知青;其次,以飼料糧的名義分發,仍供人食用;再次,分發的是品級不良的稻穀。

此類「瞞產私分」雖不無可指責處,但更應該指責的恐怕是造成這些現象的根源——令農民喪失自主性的集體化體制。到1980年代中期,隨著農村經濟改革落實,人民公社全面解體,生產收益主要歸於家庭,「瞞產私分」也就完成了歷史使命而退出歷史舞臺,銷聲匿跡於中國農村了。(作者為中央大學歷史所暨中文系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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