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上任後,美中告別蜜月期、跨入競爭期的時間,遠比外界原本想像要早得多。雙方自安克拉治的唇槍舌劍之後,在全球多地的布局和較量已進入「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階段。事實證明,拜登治下美國恢復全球領導力的程度要快於預期,而北京一度認為川普搞垮美國後,拜登會讓美國繼續內耗衰弱,進而有利於大陸全球影響力的持續增強,但很明顯這個期待落空了。

北京傳統外交邏輯中,「經濟決定政治」的唯物主義信仰是核心。自大陸搭上冷戰後全球化快車以來,歐美日等已開發國家對中國大陸的勞力、資源和市場產生依賴關係,再加上大陸經濟崛起以及對外援助力度加強,亞非拉等開發中國家也要處處仰賴北京的政治經濟資源。因此,以「一帶一路」為典型,北京自信地認為「百年未有大變局」的本質就是「東升西降」,世界各國若要對抗大陸,必須掂量此舉會帶來怎樣的經濟衝擊、利益損失,如此一來北京就可「吃定」全世界,達到「大國外交」的新境界。

這套邏輯在川普任內是完全奏效的。川普、蓬佩奧開啟與中國大陸正面對抗,發起報復式貿易戰、且毫不避諱以顛覆中共政權為目標,也試圖建構印太戰略作為遏制中國大陸的國際防線。但川普政府的狼狽下台揭示了兩個問題:第一,報復式貿易戰對美國國內經濟弊大於利,關稅成本返還到美國企業和民眾頭上,無疑激起長期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資本力量的高度不滿,Tesla、Costco等美企巨頭與中方合作密切,完全不給川普面子。第二,川普本人的反中是基於單邊主義邏輯,故即便蓬佩奧、博明等人希望倚重盟友力量抗中,但在川普無厘頭的「盟友必須先談錢」面前,完全喪失號召力,北京則趁機抓緊與日本、菲律賓以及歐盟加深關係,RCEP、中歐投資協定相繼談成。

這一切在拜登上台後發生了扭轉。拜登政府採行的對中政策路線與川普政府的區別僅僅在於,只是將「單邊主義」軸心換成了「多邊主義」,其他手段、思路、方式等等幾乎沒有任何變化。當美國重新回到了多邊主義、普世價值的制高點之後,布林肯提出與北京「該合作就合作、該競爭就競爭、該對抗就對抗」的主張,就具有相當鮮明的指示意義。換言之,無論是日本、歐盟還是澳洲,美國對其傳統盟友與中國大陸的經濟、社會、文化以及全球事務的合作並不持異議,但在涉及政治、軍事以及核心價值領域,這些盟友必須和美國站在一起,共同向北京施壓。

拜登這一招,形同打破了北京試圖以「經濟決定政治」邏輯進行合縱連橫的局面。因為在北京看來,經貿手段是可以深化政治關係的工具,反過來若對政治關係不滿,經貿也可以作為反制措施。但經過拜登上台後的一連串外交活動,北京驚覺如果不出招反制,將承受美國及其全球盟友帶來的強大政治壓力,輿論話語權的被動盡顯,但一旦出招,就發現原本得心應手的經貿手段,竟有可能反過來摧毀過去5年來對外經貿開拓的成果。當北京意識到歐中投資協定因「新疆棉事件」被無限期擱置,RCEP在各國內部落實成效被美中競爭所拖累時,勢必產生「進亦憂、退亦憂」的尷尬。

最關鍵一點在於,目前美國施打新冠疫苗的速度遠高於中國大陸,若未來美國率先實現群體免疫、開放邊境與恢復國際交往,又開始源源不斷向開發中國家提供疫苗,將是對中國大陸外交最嚴峻的考驗。

(作者為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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