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出席英國智庫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舉辦的視頻會議時表示,中美兩國必須針對全球秩序達成新諒解,以確保國際體系的穩定。他解釋,雙方如無法取得共識,世界將重返一戰前的歐洲情勢。當時,歐洲兩大陣營常年存在著緊張與衝突,雖然危機都能獲得立即的解除,卻在某個時刻突然失控而爆發戰爭。

將今天的主要大國關係,與1914年前後的歐洲情勢作比較,幾乎已成為種陳詞濫調,引領這一潮流的當屬哈佛大學的艾利森教授。2012年前後他在英國《金融時報》和美國《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闡述一個被其稱之為「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該概念緣於他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的理解。在該書裏,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試圖解釋改變了整個希臘乃至歐洲歷史進程的雅典與斯巴達的紛爭:新興的雅典權勢不斷增長,導致了當時居於國際秩序主導地位的斯巴達人的恐懼,這使戰爭無法避免。

在艾利森領導的哈佛大學「修昔底德陷阱專案」所進行的歷史回顧中,他發現在過去500 年曆史裏,像古雅典與斯巴達這樣的案例,居然有16次之多。當然,就輿論界的「一個新崛起國必然要挑戰守成國,而守成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這一衍生觀點,艾利森顯然又持保留態度。在他所歸納總結的16個案例中,固然有12個是以戰爭的形式結束,但仍有4個得以倖免。也正是基於此,艾利森認為「修昔底德陷阱」當然是可避免的。只是這一切莫不是挑戰者和被挑戰者,都在行動和態度上作出了巨大且痛苦調整的結果。歐盟的形成和歐洲大國矛盾的消解,無疑證實了這一點。

眾所周知,歐洲的烽火連綿千餘年,到20世紀前半葉時,歐洲人以兩次世界大戰的形式,將這種對抗和衝突推到了極點。也正是這連綿的戰亂,尤其是一、二戰的痛苦經歷,使得人們體認到和平、穩定、發展和繁榮的重要性。但於當時而言,人們對於未來又是普遍悲觀的。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既然一戰後由於賠款及各國難於管理的債務,使得世界變得一塌糊塗,進而加劇了國與國之間的對立、對抗。可以說正是一戰後遺症,才促發了二戰。而對於目睹了二戰慘烈境況的人而言,對於未來自然難以樂觀。

所幸的是,許多有見識的政治家、思想家,開始轉變他們的觀念。時任法國外長的羅貝爾.舒曼就認為,歐洲要想走出歷史上,尤其是一、二戰那樣野蠻的週期性重複與循環,歐洲就必須要有一種共同體的意識。在他看來,只有將歐洲整合為一個共同體,歐洲才能實現和平與穩定,才能達成發展與繁榮的目的。其後,他便致力於一個聯合的歐洲共同體思想的宣傳及制度的建構。

於當時而言,煤炭和鋼鐵於軍事武器的生產,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舒曼認為,要想促進歐洲的和平穩定,最關鍵的一步,就是要在煤鋼這兩項資源上,對歐洲大陸的兩大國——法國和德國,尤其是對德國形成約束。因為於舒曼看來,只要這兩國在煤鋼資源上被約束住了,那麼歐洲爆發戰爭的幾率,就會大為降低。那麼如何加以約束?1950年5月,舒曼給出了他的方案,他提議將法德的全部煤鋼生產,置於一個其他歐洲國家都可參加的高級聯營機構的管制之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舒曼計畫」。

舒曼的這一計畫得到了西歐各主要國家領導人的集體回應,其中就包括聯邦德國前總理康拉德.阿登納。他明知在這一計畫下,聯邦德國的行動將會大為受限。但他與舒曼一樣,頂住世俗壓力決定犧牲部分本國利益,敦促各國聯合起來,建立一個歐洲共同體。以此將再次爆發戰爭的風險降到最低,來謀求歐洲的和平、穩定、發展和繁榮。

得益於上述領導人的共同努力,1951年4月,法國、聯邦德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6國,在巴黎簽署關於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1952年7月,歐洲煤鋼共同體正式成立,這也就標誌著法德和歐洲終於團結在一起。隨著時間推移,該體制的優勢日益凸顯,各國決定尋求更大程度上的合作,這種合作不再囿於防務、經濟,甚而包括政治領域,歐盟由此誕生。

當然,現在的歐盟也正經曆著「成長的煩惱」——英國的脫歐,表明該共同體的一體化進程受阻,這一事件正考驗著歐盟模式到底能走多遠。但無可否認的是,該模式給人類社會貢獻了不可磨滅的智慧,形塑了一個可供人們借鏡的樣本:它告訴世人,「消滅」潛在敵人的最佳辦法,不是傳統的對抗,而是各方在一個共同體的認知下求同存異的聯合。當然,這尤其得感謝法、德兩國,在行動和態度上作出了巨大且痛苦的調整,它們甘願犧牲部分自身利益,讓渡部分權利,來促成這種聯合的形成。得益於此,西歐千年來連綿不絕的戰火得以平息,70年來人們享受著這來自不易的和平、穩定、發展與繁榮。

這對全球,尤其是中美兩國的未來走向,無疑具有重要的示範意義。

(韓和元/廣東省生產力學會副會長,廣州大學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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