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底下從來沒有新鮮事。其實今天主要大國間遇到的種種,早於100多年前也遇到過。

1871年德國的統一是普魯士通過三次王朝戰爭實現的。歷史學家都承認,這個德國基本上就是普魯士王國的擴大。但兩者在實力上卻不可同日而語:普魯士只是個軍事強國,但德國卻是一個在各方面都足以引起周圍國家不安的大國。統一以後,它的面積增加了近一倍,人口也從1930萬增加到了3460萬(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P92)。更為重要的是,統一促進了德國經濟的驚人發展,歷史學家斯塔夫裡諾斯就曾指出:1871年以後,德國工業以巨人般的步伐前進,使歐洲其它所有的經濟體,包括英國都落後了(全球通史——1500年後的世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P297)。

隨著崛起而來的是,德國很快就發現自己陷入了歷史上大國崛起的悖論:實力越是增加,其它大國就越是疑懼,它的外部安全壓力反而不斷增加——德國的統一和經濟的快速增長,徹底改變了歐洲的力量結構,而且這種改變是以在戰場上打敗歐洲五大國中兩個大國(奧地利和法國)的激烈方式來實現的,必然引起其它國家的強烈不安和反彈。

這種由強大帶來的壓力,突出表現在英俄兩國對德國的態度上。在統一以前,當普魯士陷入與法國或奧地利的較量時,英俄屬於普魯士的「天然盟友」,會毫不掩飾的對其予以奧援。但當德國崛起,成為歐洲大陸最為強大的一極時,英俄的立場立馬改變,那就是他們絕不容許德國的相對優勢進一步擴大。這時他們開始主動調整策略,尤其是英國,有意識的拋棄了它與法國上千年的恩怨,而去積極支持法國,想以此來平衡德國。

最能夠概括英國立場的,莫過於1871年2月9日,保守黨領袖本傑明.迪斯累利在英國議會下院所發表的聲明:

「普法戰爭絕不是一場普通的戰爭,這場戰爭代表了德意志土地上的革命……它的社會意義將體現在未來。我們處理外交事務的原則已經完全不復存在,而就在6個月前,這些原則還被政治家們接受並當作指針。

當然,被掃蕩掉的不僅是外交的傳統。你們面臨一個新的世界和一股新的勢力,你們要做好應對新的未知的事物和危險的準備。因為均勢已經被破壞,受衝擊最大、最能感受到這種巨變帶來的後果的國家,就是我們英國」。

迪斯累利實際擔心的是,德國實現統一後,這個崛起的大國會不會利用自己增長了的實力來進一步擴展自己的優勢,最終實現歐洲的稱霸。對此,迪斯累利就曾公開說:「俾斯麥就是個地地道道的新波拿巴,對他應當加以遏制」,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迪斯累利認為英國有必要緩和與俄羅斯的緊張關係,進而結成同盟。

而作為德國的姻親之國的沙皇俄國,在普法戰爭中,其實是受益者——沙俄曾與法國簽訂過一份具有屈辱性的黑海中立化條約,條約限制了俄國在黑海擁有海軍。隨著法國戰敗,俄羅斯要求法國廢止了這部條約。但縱使如此,沙俄還是開始審視它與它表兄之國德國的關係。沙俄的宰相哥爾查科夫就曾明白的對法國駐俄羅斯大使說道:我們需要一個強大的法國。而被德國打敗的法國自然懷有更大的敵意。其中法國對德國的仇恨,由此而始變得根深蒂固,復仇的意願可以說主導了1871-1938年法國全部的對德政策。

當然,於艾利森看來,「德國物質力量的增長並不必然會導致英德關係走向戰爭,雖然德國崛起,引起了那種將各行為主體推向戰爭的結構性壓力」。但「這種壓力是可被良好的戰略和領導力所消解的」,時任德國宰相俾斯麥就做到了這點。原中國駐德大使梅兆榮也持相近觀點,在梅前大使看來,正是由於「俾斯麥通過正確的戰略策略,使德國避免成為大國矛盾的中心,得以在相對有利的國際環境中快速崛起。」

俾斯麥採取的策略是放低姿態,有意識地避免來自歐洲其他大國的壓力和國際糾紛。當然,如只是放低姿態,俾斯麥也就算不得戰略家了。事實上,他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動的去塑造和構築大戰略,以此來將各行為主體推向戰爭的結構性壓力予以消解。1877年6月的《基辛根口述備忘錄》,無疑是他這一行動的有力體現。

在這份文件裡可見,俾斯麥事實上深刻認識到,德國所處的地緣環境和面對的潛在威脅。因而在《備忘錄》裡,他提出要極力避免歐洲大陸出現一個反德同盟,「至少要剝奪戰場上同我們對峙的兩大勁敵之一試圖與另一勁敵聯合起來進行報復的希望」。在這份文件中,他進一步指出,「像德國這樣的一個崛起中的國家,應盡可能避免成為大國矛盾的中心」。此時的俾斯麥,其戰略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為剛剛統一的德國,營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以此來鞏固其崛起成果,進而坐實強國地位。俾斯麥的《基辛根備忘錄》的重要價值在於,它為德國規劃了戰略發展方向,解決了「何去何從」的道路問題,明確了目標和手段之間的適應問題。正是得益於這一正確的戰略策略,為德國營造了一個相對有利的國際環境,並促成了德國的快速崛起。

但這種局面,隨著俾斯麥的被解職,而開始朝著全面向壞的方向轉變——英國和俄國一如既往的遏制策略,激起了德國的強烈不滿,他們選擇放棄俾斯麥的「放低姿態」策略,改以劇烈對抗來應對。這種遏制與反遏制的結果是,歐洲形成兩大常年緊張與衝突的陣營。但也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所說的,正是這種緊張的對峙,在某個時刻突然失控而爆發戰爭,這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隨之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從而將英德兩國間的這種遏制與反遏制,演繹成了「修昔底德陷阱」中最經典、最慘烈案例。

事後來看,這真的是一場典型的兩敗俱傷的悲劇——於遏制方英國而言,它們確實阻擊了德國的進一步擴張,但自身也隨之沒落,並逐步喪失了對國際秩序的主導權。而於反遏制方的德國而言,英國固然在衝突中被拉下國際秩序主導者的寶座,但自身損失也頗為慘重。唉,何必呢!!!更為要緊的是,大象打架,草地遭殃。作為草地存在的歐洲大陸各國,無論是有意拱火還是無辜捲入者,其被蹂躪破壞的程度,絕然不亞於英德二強。

英德兩國衝突的殷鑒不遠,於當前而言,各國都當從中汲取教訓,以防當年英德悲劇再次上演。

(作者為廣東省生產力學會副會長,廣州大學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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