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版始終供不應求,經常上市一、兩個小時內就銷售一空,就連報販也買不到報,於是大報販抬高售價,小報販以更高的價格在街道兜售,有些異想天開,在碼頭和大街上收購別人看過的報紙,再轉賣他人,定價五分的報紙漲了一倍以上。為了舒緩亂象,七月一日開始增加數量,由兩萬多份提高到最高三萬八千份,每份定價由五分提高至六分,並函請憲警,取締哄抬價格行為。

天鵬掌管的廣告部門,天未破曉,櫃台外已大排長龍,好似名伶演劇,觀眾爭先購票般。大轟炸後進行大疏散,市民、商店與公司行號大多遷移至鄉間,尋人啟事、遺失聲明等廣告眾多,還沒有到辦公時間,就有許多心如火焚、搓手頓足的排隊人潮。通常第一天交登總要到第三天才能登出,有時無法應付,只好暫時停收一、二日,絕對不會為了盈利而擴充廣告版面,並且拒絕刊登一切有「毒素」的廣告,例如花柳、梅毒與惡意攻訐之類。

戰時紙貴如金,平時每令十幾元的報紙,市價已達六、七十元,並持續上漲中。聯合版一張紙也沒有,天鵬從早到晚,東奔西走,四處張羅,初期紙張向《時事新報》、《國民公報》及正中書局借用,往往只能勉強維持幾天,多方交涉後,由中宣部出面向貿易委員會商議,將先前運存昆明的捲筒紙,載至重慶,才順利取得紙張,每令四十多元,聯合版意外出現盈餘,若照市價購紙,虧損將嚴重到無法收拾。

聯合版為戰時首都惟一報紙,然而冒著生命危險的工作人員,待遇比原服務報館還少。編輯人員輪流工作,只略發車資;各會委員除主任委員及兼負一部分責任者略支車馬費外,其餘為無給職,膳食由會中供給。經理和編輯兩部門人員加起來大約一百五十人。

如此艱困環境下,聯合版卻是有史以來將輿論的力量發揮到極致者。戰前內憂外患,輿論鼎沸、譁眾取寵:政府缺乏足夠的應戰實力;共產黨以抗日號召民眾;日本軍閥以防共要挾國民政府。一直到宣布長期抗戰後,紛歧龐雜的言論才漸趨統一。中宣部組成社論委員會,由部長主持,每週開會三次,報告時局、判斷情報、決定社論題目,推派執筆委員,撰寫聯合社論,展現團結、刻苦、奮鬥之「重慶精神」。

中央期許聯合版維持運作,持續發行。外在的刻苦環境皆可克服,反倒是內部人事複雜,超乎想像。工作人員生命時刻處在威脅中,經常萌生不如歸去之感,偶爾意氣用事、草率行事。另外,各報意見分歧,《新華日報》一再要求提早復刊,「七七」紀念日時獨立發行特刊,有意繼續發刊。

劉光炎回憶,編輯人員代表的報紙五花八門,各逞其能,各標立場,不肯從屬一尊。《新華日報》擅長宣傳,總是抓住各種機會在標題和附註上大做文章;《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眼高於頂,膽子卻極端的小,偏偏每次當班都遇到大轟炸。一次,王芸生在陝西街的防空洞躲警報,因為人太多,空氣不夠,洞內上千人拚命往外__跑,推擠中,弱者倒下無法起身,強者往上踩過,王芸生個子矮,洞口又高,頭上被許多人踩踏,幾乎嚇死,推說有心臟病,躲到離市區一百多里的北培溫泉區,再也不來聯合版上班了。

如何整合?實在棘手!簡直是天鵬近二十年新聞生涯中,最艱鉅的一段。在聯合委員會中,天鵬建議:一、戰時有必要集中輿論力量,實行合理分配,將性質相近報紙合組成一報,戰爭結束後,各報可依原來狀況復刊;二、為解決大都市「報剩」、內地「報荒」情況,政府必要時應適當分配各報出版地點。然而聯合版十家報紙各有特點與背景,整併不如疏散容易,何報應留?何報應遷?斟酌再三,難以決定,只好順其自然。聯合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決定八月十二日結束,十三日各報復刊。

聯合版從五月六日創刊至八月十二日,歷時九十九日,譜寫中國報業史上最輝煌、最值得紀錄的樂章。劉光炎直指,新聞界全才天鵬功勞最大,不但在大學教書,又會編報寫作、更具備文人普遍欠缺的營運管理知識,最重要的是擁有過人膽識、蹈鋒飲血,死守老營,日夜不離。《大公報》特派員陳紀瀅說,天鵬實為聯合版唯一舵手,其餘的人皆是船伕;他也是光明製造者,其餘的人都是湊亮的;聯合版在天鵬的掌舵下,反映出急難中存亡與共的精神,是新聞史中值得大書特書的事蹟。

馬星野形容,重慶被轟炸,日以繼夜,鬼哭神號,流血浮丘,如果人民沒有報紙看,必定謠言四起,民心士氣備受打擊,在此危急時刻,天鵬毅然決然接受聯合版總編輯重責,人家可以逃警報、避鄉間,這首都唯一的總編輯卻要冒生死之險,坐鎮危樓,讓人打從心中佩服。法學專家阮毅成稱讚天鵬立論公正,謀事忠誠,臨危不亂,具有報人的堅貞意志與頂天立地精神,立德立言,將傳之永久,成為典範。

陳布雷奉命嘉獎天鵬,蔣中正特別召見嘉勉。葉楚傖封天鵬為「筆軍總司令」,題聯合版合訂本:「此一戰役,天鵬同志出入敵機彈雨中,以紙彈殲敵,寫下輝煌之一頁」。贈詩:「人情重故舊,天意在春秋,燕婉心千里,乾坤花一樓。文章宜並世,兒女亦同仇,會乘鐃歌發,輕揚下瀨舟。」(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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