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粉圈失範行為和價值偏差現象愈演愈烈,造成社會認同弱化、共識脫嵌等問題,傳統的「馴服模式」和「修辭模式」治理方式收效甚微。立足文化間性邏輯,粉絲文化社會融入存在「各行其是」「抵牾衝突」「互動協調」等三種複雜而動態的關係,而「世俗」無意識、粉絲社會化、偶像符號化、主流價值的作用邊界等構成其問題域。粉絲的社會融入應以文化共生邏輯為基點,以明星為接榫點,通過「偶像榜樣化」「偶像類型多樣化」等方式,助推粉絲進行主流觀念接合和行為養成,從而實現粉絲文化在價值維度上的多元互動與意義拓展。社會融入模式為解決粉圈症候、理解粉絲文化與主流價值及其持續發展提供了新思路。

社會融入:粉絲文化症候分析的新視角

世界第一批現代粉絲始於小說偵探福爾摩斯。19世紀之後,在好萊塢電影、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的推動下,粉絲開始大量出現。粉絲崇拜的對象廣泛,包括政治家、企業家、道德榜樣、娛樂明星等。粉絲群成為亞文化中備受矚目的群體之一。當下中國社會出現了「泛粉絲化」現象,崇拜對像延伸至自媒體達人、藝術、品牌等對像或場景。沉迷於偶像的粉絲是流行文化中備受矚目的群體,他們以共同的追逐對像為情感紐帶,有相對嚴密的組織分工、組織規則和話語方式,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粉絲文化。作為一個有意義的範疇,粉絲文化是理解當代文化的重要視域。正如考乃爾·桑德沃斯(Cornel Sandvoss)所說,粉絲的狂熱行為反映了大眾文化的特徵,不參考粉絲的狂熱行為和粉絲理論,是不可能去談論大眾消費的。從文化生態學視域看,人類社會的不同文化存在一種共生的關係,粉絲文化與其他文化類型之間存在各種複雜的變量。

粉絲文化是一種強化的(heightened)特殊類型的大眾文化,其元素包括作為宏觀背景的情感經濟、核心要素的符號化偶像和意義生產者的粉絲。近年來,粉絲文化成為一個在粉絲人數、技術賦權上不斷「膨脹」的群體文化。目前我國將粉絲文化視為一種症候的討論大多集中於文化工業、心理滿足、價值失范等方面。從構成要素來看,這種症候主要表現為三種:一是明星道德與行為的失范頻發。比如吸毒、出軌、言論不當等,釀成價值失范,尤其青少年、成人初顯期的粉絲因「暈輪效應」無法辨別其症候,而深受影響。二是粉絲追星行為越軌、價值扭曲等問題。比如擾亂公共秩序、病理性粉絲的悲劇(比如楊麗娟事件)、維護並追隨偶像的不當言論或行為等。三是粉絲經濟本身的畸形發展。過度注重明星的視覺形象、偶像的工業化生產、注意力經濟的流量邏輯等都是這種畸形經濟的內在問題。需要說明的是,以上三個層面的症候,都是來自粉圈外部的價值判斷,嚴格來說,有一定的「窺探」和演繹成分。之於粉圈內部成員,這些問題可能更多是身處其中而不自知,或者根本就不認為這是一種「病症」。本文在論述中力圖避免這種非好即劣的「道德二元論」,而以一種更中立的角度來分析這種症候現象。

近年來關於粉絲文化的研究,多聚焦於粉絲心理滿足、粉絲身份認同、粉絲經濟、粉絲與體育、粉絲與政治、粉絲與品牌等方面,多從個體的心理滿足和意義生產、粉絲或粉絲文化作為變量的效應等微觀、中觀層面,而缺乏從文化交往、文化與社會互動等宏觀層面的探討,尤其在「弊病」層面的社會性分析上顯得尤為不足。本研究擬將粉絲文化視為社會文化內在邏輯的產物,是一種需要與主流價值互動、適時融入社會的文化形態。

從社會學視角來看,社會融入(social inclusion)指「處於弱勢地位的主體能動地與特定社區中的個體和群體進行反思性、持續性互動的社會行動過程」。「弱勢地位的主體」不僅包括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刑滿釋放人員、農民工、流浪乞討人員等特殊群體,還包括在文化上存在差別、自身條件(包括生理和心理)上存在不足等的普通人。社會融入是一種動態的社會行動,是主體與周圍環境持續不斷的互動過程,具有行為的社會性、主體的能動性、互動的持續性、交互性和反思性等特徵。本文指的是因在粉圈形成區別於普通人的粉絲及其文化適應社會、融入社會的問題。

社會融入符合社交媒體情境下的粉絲實踐和邏輯,也是粉絲文化行為規範和價值糾偏的一種媒介化路徑。

第一,粉絲文化成為一種日常生活實踐機制。傳統媒介的偶像崇拜因媒介實踐的特定時間性(比如每週一次的電視節目《快樂大本營》)、空間性(比如看去電影院看電影、去場館聽演唱會)而具有儀式感,社交媒體邏輯下的偶像崇拜則打破了時空界限,將其嵌入日常生活中,從而產生了意義。以粉絲閱讀為例,德賽都(Michel de Certeau)認為它主要生產短暫的意義,詹金斯(Henry Jenkins)則認為它是一個社會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人闡釋經過和其他讀者的不斷討論而被塑造和鞏固,而這些討論同時又擴展了文本的經驗。這個過程生產出來的意義可以更完整地融入且長久地進入粉絲的生活。

第二,文化互動是粉絲文化和主流價值雙方共同的訴求。詹金斯認為,粉絲文化由迷戀和不滿混合而成——如果作品沒有激起強烈的興趣,就不會產生粉圈,如果完全滿足了粉絲的願望,就不需要去創造新的文本。由此可見,在賦權論和能動性邏輯下的粉絲文化,「出圈」尋找文本資源並與其他文化進行互動已成為常態。而具有「擴張性」的主流價值無疑是樂於將領地開拓到粉圈的。

第三,社交媒體使用與意義融入日常生活。手機媒介不但是服務自我的工具,更是一種服務於社會交往的設備,並成技術馴化下的意義生產途徑。新媒體情境中的粉絲文化是互動型的,社交媒體為粉絲提供了日常化的交流平台,為信息交換、情感互動和意義認知提供了更契合的機制。尤其社交媒體的「擬社交性」(parasociability)、24小時在線特性進一步推進了「在一起」(being there)感受的形成。粉絲文化隨手機媒介、社交媒體融入日常生活。

第四,粉圈的內在邏輯為社會融入實踐提供了基礎。粉圈文本的互文網絡、跨媒介敘事等特性本身就是打破邊界、積極融入其他符號域的表現。費斯克認為,粉絲的審美水平和辨別力,與大眾文化、主導文化有密切的聯繫。他在論述文本互文性時也提出,粉絲文本,不管它是粉絲寫作、藝術、歌曲還是錄像,都是由更大的粉絲社群的社會規範、美學慣例、闡釋規則、技術資源和技巧能力所塑造的。明星、主播、大眾文本等粉絲迷戀的對象常為官方文化標準所貶低。粉絲採取主流價值進行評判是常用策略。比如年紀較大的男性粉絲比年輕女性粉絲更傾向於採用更官方的或審美的標準。索蒂羅維奇(Sotirovic)和麥克勞德(McLeod)認為,娛樂電視觀看偏好與唯物主義的價值觀正相關。費斯克以身體的社會化為例,認為與服裝、化妝品、跑步等都是規則的具體化類似,身體「進入文本而文本化」關乎規範與偏離的社會關係,也因此都是政治關係,就像健康的意義是社會的而非生理的,美的意義是政治的而非審美的。粉絲文化裡的規則,很可能無法脫離社會規則和社會規則運作的範圍。

目前關於大眾文化價值觀的研究有兩種取向:一是文化研究取向,包括受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的批判理論、世俗精神範式及現代化理論範式兩種範式。二是實證主義取向。比如,偶像崇拜作為一種深度的擬社會關係,主要由吸引力和成癮因素驅動,並產生明顯的臨床後遺症。有學者指出,與明星崇拜相關的三種越來越極端的態度和行為反映了艾森克理論中討論人格的三個領域。具體而言,粉絲出於娛樂社會原因的明星崇拜可能反映了外向的性格傾向;對明星強烈的個人態度和行為可能反映出神經質特徵;具有極端病理性質的明星崇拜可能是精神病的特徵。

本文的研究範圍和聚焦點有三:一是作為日常生活的互聯網,其平台特性日益增強。隨著數字化生存成為既成事實,互聯網在社會融入中的作用趨於顯著。二是粉絲的社會融入涉及社會制度、權利、文化以及心理等層面的融入。粉絲文化包括粉絲、明星及其衍生的文化,本文主要從價值(values)層面來談粉絲文化的社會融入問題。三是聚焦以娛樂明星為偶像的,並且作為一種亞文化的、非主流層面的粉絲文化現象。粉絲群體借助大眾媒介建構的一種真實的生活方式,具備抵抗性、風格化和邊緣性三大亞文化特徵。本文基於價值視角,以粉絲、偶像症候入手,討論作為一種主體實踐產物的粉絲文化,該如何在某些維度適時、適當地融入主流價值的問題。

粉絲文化社會融入的三種樣態

費斯克提出,粉絲是工業社會通俗文化的一個普遍特徵,與主流價值體系所詆毀的各種文化形式相關聯,包括流行歌曲、言情小說、漫畫以及好萊塢的大眾明星。這個論斷描繪了粉絲文化生成的內在結構裡的「文本叢」,卻忽視了主流價值體系這張外在機制的「情境網」。粉絲文化不是虛空高蹈的存在,相反,其生產和變遷與社會情境、主流話語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正如馬克·達菲特(Mark Duffett)所言,粉絲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電子媒介和大眾文化有很深的關聯。

關於大眾文化與主流價值關係的論述,主要有以下幾種理解進路:一是伯明翰學派提出的收編/抵抗範式(IRP)。此範式的邏輯是文本(即意識形態)主導和受眾主導,著眼於受眾與支配性權力的關係。二是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該範式認為主導意義並不是直接通過意指傳遞的,而是通過隱含的、自然化的編碼來實現的,信息在積極受眾那裡的解碼立場或方式較靈活多變,分為統治-霸權立場、協商立場與對立立場。這兩種範式皆認可積極受眾的基本假設,這就打破了線性的受眾研究思路,為理解粉絲的社會融入提供了理論支撐。基於以上兩種理論邏輯,筆者將粉絲文化與主流價值的互動形式劃分為「各行其是」「抵牾衝突」「互動協調」三種。

(一)各行其是

粉圈之間有著明確的認同壁壘與話語邊界。在這種模式中,粉絲文化有其自在的邏輯與溝通符號,「超脫」於主流文化的話語結構,與主流文化之間似乎各行其道、互不相關,不居「廟堂之高」而樂於「處江湖之遠」。

根據生態位理論,在文化系統中,每一種文化都擁有其角色和地位,即佔據一定的空間,發揮一定的功能。粉絲之所以成為關係的深度捲入者,沉浸在與偶像的幻想式關係中,除了追求娛樂、自我滿足外,與主流社會的「規則」保持一定距離也是重要的原動力之一。「數字原住民」因技術賦權、興趣愛好而凝聚到一起,以各種方式表達對某一明星或某一媒介文化產品的強烈認同並參與實踐。當明星被污名化時,他們大多採取置之不理的態度,甚至容忍並支持明星的不法行為。如賈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的種族主義笑話公開時,粉絲紛紛表示支持。他們認為,圈外人無法理解其行為與價值。相反,粉絲以在虛擬空間建立展現自我價值的文化為樂,並因此持有獨特的文化身份。

粉絲在數字部落中自成一體、分享其符號意義。在充滿部落的氛圍(ambiance tribale)中,他們以明星、偶像為圖騰,建構認同基礎,影響粉絲日常生活的各種經驗、觀點和感覺。在日常行為層面,粉絲有其遵奉的「日常」。據筆者調查,粉絲為「愛豆」收集數據、反黑、打投、控評、宣傳等是他們的「日常」,亦即一種基於與偶像情感聯連的自覺之舉。粉絲成為「情感」勞工,也是與所有文化文本及對像形成持續有意義的情感關係的消費者,有規律地、情緒性地投入到生產和敘事中。

於是,大量粉絲語言、儀式和規則,絕大多數只在粉圈群體能被識別並產生共鳴,成為意義飽滿、深具價值屬性和行為指向的符號。而在主流價值看來,它們不可破譯,是一些無法識別或不屑於去解讀的「無意義」(meaninglessness)、難以理解的符號。因此,它們很容易「可能因其語義內容而非語用功能被忽略而變得無意義(不可破譯性的無意義)」,或「因為語用功能而語義內容被忽略而無意義(難以理解的無意義,即俗語『此舉無用』)」,更或者「因為語義內容和語用功能都被忽略而變得無意義」。

在這種邏輯中,粉絲精心構築出屬於他們這個小群體的「自我圈層」。他們不屑於「出圈」,主流價值也無法「入圈」,兩者之間存在較清晰的文化邊界。文化邊界是指不同文化的活動範圍和存在空間所形成的的一定界限,是因思想、價值、語言和形式等差別造成的文化格局。這種文化慣性以其獨特的遊戲規則維持著邊界,思想、價值觀和語言等在主流與從屬、中心與邊緣的位置挪移中改變著與彼此的界限。薩拉·桑頓(Sarah Thornton)通過對英國俱樂部文化的分析,提出「亞文化資本」(sub-cultural capital)這一概念,用以闡釋青年亞文化自身的意識形態再生產機制,認為青年群體憑借亞文化資本的累積,讓自己制定的規則起到支配作用,形成「圈內」與「圈外」的差異。粉絲社群在追求文化和身份認同的過程中,重在滿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只要不捲入公共事件,彼此相安無事,就是「歲月靜好」。

(二)抵牾衝突

粉絲文化與主流價值在共同關注的社會現象或議題上表現出相左的價值判斷。從文化資本視角來看,「青年人的問題和意識,從一開始,就與階級意識和階級鬥爭的主題緊緊糾纏在一起」。布爾迪厄進入文化與權力的關係,發現在日常生活的叢林中,從屬群體會經常性、隱蔽性地發生抵抗行為。粉絲文化作為亞文化的一種,頂住了被蔑視和被非議的壓力,以無畏的姿態進入社會文化,試圖「爭奪」話語權和建立區別於主流文化的文化版圖——這是一種自我賦權的行動過程。因商業推動和大眾娛樂需求的暗合,原本藉藉無名的粉絲擴展了其言說權力,釋放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生產力。

主流價值是指在社會發展、時代變遷過程中所倡導的起主要影響的價值理念,是在眾多文化思潮競爭中形成的,在諸多文化中起著主導地位,是主流意識形態的具象化體現,體現了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作用。主流價值試圖以主導性邏輯為粉絲文化劃定規則,要求粉絲按照主流價值所接納的方式進行文化實踐,並將差異性揉進同一性的過程。這對於那些試圖在網絡空間尋找自我、形塑理想自我的粉絲而言,無疑是一場「夢魘」,粉絲激烈的話語抵抗便產生了。於是,粉絲策劃和構建著他們的意義世界,並以塑造身份、建立組織、確立風格來發出對主流文化規訓的「抵制宣言」,迫使其承認自己的觀念、價值和結構。

粉圈的力量源於較強的組織力、凝聚力、主動性和自發性。不過「組織化」的群體,在維護偶像形象的事件上很容易孕育極化情緒。在這種群體性情緒中,甚至可能產生刻板印象、意見串聯、輿論碎片化等問題。2018年,明星PG one因所創歌曲內容低俗,被紫光閣、新華社、共青團中央等主流媒體在微博上點名批評。粉絲為偶像「打抱不平」而花錢買微博熱搜,並誤以為紫光閣是飯店,因此用話題#紫光閣地溝油#對其進行抹黑,該話題創造了2億的高閱讀量,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除此以外,粉絲還在新華社公眾號下留言,指責新華社號召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存在問題。此事件便是一場典型的邏輯起點、內部規範與外部價值不一的矛盾衝突。

(三)互動協調

主流價值在「吸引」、引導粉絲文化方面有優勢,粉絲文化也在有意識地借用不同文化資源建構合法性。尤其在主張對話的多元主義時代,不同文化、趣味、價值之間並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選擇,「和而不同」成為文化持守的常態。無論主流與邊緣、精英與大眾、高雅與低俗,絕非水火不相容的二元對立,而多是邊界模糊、互動或流轉的,它們之間互動融合的機會越來越多,因為粉圈本身是由一個集合了多方立場的文本和類型的話語邏輯連續而成的互文性網絡。粉絲對偶像情感、社交和智識的投入成為與主流文化在資本市場「博弈」的籌碼,粉絲文化變成一個彙集著商業因素與權力因素的場域,並與主流價值之間存在一個「協商空間」。

一方面,粉絲話語在某些議題上適時調整,呈現嵌入主流話語秩序的趨勢。粉絲將在粉絲文化中習得的話語帶入公共事務和社會參與中,在核心價值觀、愛國主義之外增添新的解釋框架。例如,在「帝吧出征」事件中,粉絲以對待偶像的方式表達對國家的情感(比如守護「阿中哥哥」運動),通過他們特有的拼貼、戲仿、互文等表達方式,將國家民族相關的話語轉換成表情包、漫畫等文本系統。何威發現,這場愛國的政治表達裡充滿了娛樂成分。其中,「娛樂成分」源自粉絲的心理所需,而「政治表達」便是粉絲對公共事件的一次「破圈」參與。作為粉絲文化孕育地的B站(bilibili),近兩年以「主流化」的方式舉辦新年晚會,在借用粉絲文化的外殼表現主流文化的精神內核、將二次元愛好者與傳統文化連接在一起的同時,又將粉絲文化與主流意識形態緊密結合在一起,實現了二者的雙向融合。

另一方面,主流價值趨於開放,吸收粉絲文化要素。主流媒體嘗試摒棄宏大敘事,以粉圈的符號和擬人化敘事縮小與粉圈的距離,提升自身影響力。比如,《人民日報》採用粉絲群體喜聞樂見的「脫粉」「C位出道」「打call」等關鍵詞發表多篇相關報道,可以看出主流文化「挪用」粉絲文化創新話語方式的誠意。葛蘭西認識到官方統治系統要想贏得文化領導權,贏得大眾同意,需將主流文化轉化為大眾喜聞樂見的「民俗」或「民間故事」。湯普森在《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中也指出,當代意識形態傳播廣泛採用象徵化與大眾化方式,這種具有感性特徵的傳播方式,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化經驗、一種新型社會關係形成機制。這反映出粉絲與偶像的情感關係被「轉述」到了主流價值引領的敘事體系中。偶像的形象符號和日常行為較容易被粉絲效仿,並內化為自己的價值追求。所以在生態保護、中國文化、疫情防控等議題上,明星具身參與成為主流價值實踐的重要策略。比如《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建軍大業》等革命題材電影引入多位明星參演。明星元素被挪用來服務於革命文化的傳播。借用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魅力」(charisma,又譯卡裡斯瑪)概念,主流價值的這些大眾化實踐,體現了以一種適當的改良方式將社會功能和意識形態的理解結合的思維。

需要說明的是,粉絲文化與主流價值的三種形態,更多的並非涇渭分明的獨立存在,而是粉絲文化發展的幾個面向,或者不同發展階段、不同互動對象。正如西爾斯(Matt Hills)所說,「『迷』並非一個可以條理分明、依邏輯予以檢視的『事物』,它永遠具有表演性質,它是人們所宣稱(否認)的認同,也是表現文化的活動」。有學者將文化視為符號、話語和文本的動態綜合體,並將其稱為「符號域」,且它們不存在靜態,而皆為動態的。在粉絲文化符號域裡,這種動態的「競合」關係表現為:一方面,粉圈之外的文化元素在其邊界擠壓以便轉化為內部元素;另一方面,意義碎片在粉圈內部進行鬥爭,以獲得文化記憶和拓樸中心的佔據。在這個過程中,主流價值與粉絲文化之間,彼此的元素可能轉化並進入對方的符號域。舊元素被邊緣化、被驅逐、被遺忘,但也可能迎來符號域的更新或換代。針對不同文化之間的這種競爭,有學者甚至指出,符號域的邊界可能只是一種假設。粉絲文化與文化工業、主流價值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絕非簡單的對抗或合謀。一方面,前者無法獨立於文化工業體系、作為「前文本」或「社會環境」的主流價值而存在,相反,它們為其提供發展市場、平台與文化資源;另一方面,粉絲文化又在尋找、建構自在的話語體系,以一種區隔化、「標出性」自我的方式進行話語建設或者對抗與反收編。

作為文化雜食者的粉絲:主體性與自我實現

粉絲文化的核心要素是偶像,但意義得以形成靠的是「產銷者」的粉絲。關於粉絲角色或形象的演變,學界有這樣兩種共識:一是粉絲文化迭變的外部動因是消費型社會取代了生產型社會,意義主導權由「供給側」轉向了「需求端」,即生產文本的部門轉向了受眾;二是粉絲形象由被污名化形象(「文化白癡」「著魔的獨狼」「未被標記、無法解讀的符號化」等)轉向積極受眾形象(「自學成才者」「文本守望人」「文本盜獵者」等)。粉絲在整個粉圈的文化形塑、規則治理中作用非凡,是外部規訓的直接對象,也是與粉圈外部互動的行動者。

(一)粉絲的文化雜食特性

在應對偶像失範行為的反映中,少部分粉絲是「任爾東西南北風,我自巋然不動」。粉圈之外的法律法規、道德倫理等對此類粉絲來說形同虛設。高捲入度、認同度的粉絲對失范明星的行為,表現出更寬容的態度。不過,大多數粉絲能夠採用道德推理策略進行合法性轉換。道德心理學認為,個人在解釋和評估他人的不當行為時會用道德推理來構建辯解。在偶像吸毒、出軌等失範行為發生之後,粉圈內部對此產生輿論裂縫,粉絲很容易產生認知失調,從而傾向於發展道德推理策略來應對這種不和諧。

一般來說,面對偶像的負面行為,有三種不同類型的道德推理策略可以解釋粉絲的態度與行為:一是合理化策略,即將偶像的過錯進行合理化和辯解,並讓自己接受。這種合理化策略可以減輕道德感上的不適,卻存在潛在的風險,即違反自己的道德標準並受到他人的負面評價。二是脫鉤策略,即將道德判斷與偶像其他行為區分開來。具有較高粉絲識別度的人更有動力參與道德脫鉤策略,以應對負面信息引起的認知失調,這些負面信息與他們對偶像的現有觀念相衝突。三是耦合策略,即將道德標準與工作表現聯繫起來譴責偶像的失範行為。此類粉絲較為理性,能夠對偶像的類似行為或信息進行整合性推理,雖然難以割捨,但仍然會與偶像保持審慎的態度。

從縱向維度來看,中國社會對偶像的態度經歷了由20世紀80年代的「崇拜」、20世紀90年代的「喜愛」到新世紀的「養成」階段。傳統媒介時代,對廣播、電視、電影的偶像崇拜受主流價值觀影響更深,內在認知與偶像的內在品質或價值體系的聯繫更緊密;到社交媒體時代,明星的形象魅力和粉絲的心理需求佔據主導地位,偶像崇拜趨於隨意化、日常化,主流價值的融通面臨更多的變量。這其中的演變邏輯,除了「生產論」轉向「消費論」的內在動因外,還源於媒介賦權及其粉絲主觀能動性的發揮。社交媒體的關係導向、交互協作,使得粉絲變成「文本盜獵者」或「遊牧式的主體性」(nomadic subjectivities),遊走在各種媒介文本和意義系統裡,從而呈現文化雜食主義特性。

有學者從代際視角研究「文化雜食」發現,近幾代中上階層的文化趣味出現廣泛而兼收並蓄的特點,從而揭示出階層結構的文化差異出現模糊化特徵。布爾迪厄提出,審美與社會階層存在分層或對立是同源關係,掌握大量文化和經濟資本的精英階層對應高雅藝術,而一般大眾則重在消費流行文化。但有學者認為流行的階級話語體系隨時間演變,精英們並不只消費高雅文化。並且由於社會流動、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最終導致文化雜食主義的興起。雜食性發展被視為文化劇目的歷史性轉變,精英們不再看重排他性,而是看重包容性和折衷主義。因此,傳統的「精英—大眾」逐漸轉化為「雜食—單食」的受眾分層模式。文化雜食主義作為一種新型的文化分層概念,一定程度上彌合了文化體系內部的分化問題,並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佐證了主流文化包容和吸納粉絲文化特徵的合理與合法性。相對而言,文化單食主義者對文化消費的綜合話語權低於文化雜食主義者。但人們逐漸擁有更為豐富的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從而可對更廣泛的文化生產和消費進行選擇,從更廣闊的維度(功能、符號、價值、形式)自由遊走於主流文化與粉絲文化之間。

作為「數字原住民」的粉絲,借助媒介技術廣泛參與粉絲社群活動和粉絲文化生產與消費。實際上,粉圈具有的流動性和信息碎片化特點,為文化交流營造出了一種「兼容並包」的彈性空間,作為粉圈的人可能活躍於「娛樂圈」,也可能屬於「文物圈」,從而發展出一種跨文化的「切換」能力。粉絲不是盲目的「雜食者」,而是能在文化實踐中並不抗拒主流文化、在消費粉絲文化的同時又接受部分主流文化。

一方面,粉絲的文化雜食特性使其成為「文化內行」,從而獲得了更便捷、更平等的對話權,關係維護的主動權,有效的決策權。操持「文化雜食」慣習的粉絲能夠隨意且自由地跨越任何社會邊界,將整個世界文化都視為實現自我的資源。社交網站本身就成為積累文化資源的主要空間。粉絲社群的職業化意味著粉絲從符號消費到資本生產的閃轉騰挪,也練就了可以稱之為「文化內行」的水平。粉絲數量越多、掌握的信息越豐富,該社群在資本市場的地位越大,他們就越能夠與經紀公司展開合作,獲得有效的決策權,從而完成了通過流量變現向經濟資本和商業資本的轉換。例如,從近年來熱播的《創造101》《青春有你》等綜藝節目來看,粉絲在這些節目中的話語權、選擇權和決定權越來越大,粉絲文化從「無權的邊緣文化」變為受商業追捧並參與娛樂產業的「賦權文化」。

另一方面,粉絲的文化雜食有助於粉絲在娛樂中實現意義生產。粉絲通過挪用主流文化話語資源,構建合法性,完成自我實現。這是心理結構使然。巴雷特(Richard Barrett)認為,由人創造的文化同人一樣,也會在經歷物質、情感層次的初級階段以後,經歷「轉換昇華」的心理層次,向「變革現實」「服務社會」的精神層次攀升。這也與娛樂實踐的雙重性有關,娛樂本身就包括實現主義。沃德勒(Vorderer)提出娛樂的雙因素模型,一是「享受主義」(hedonic)維度,二是脫離純粹快樂的「實現主義」(eudaimonic)維度,認為娛樂除了帶來快感、消遣之外,還存在意義體驗。比如,激發和喚醒核心價值觀、生活意義感。粉絲從維護偶像的娛樂活動到維護國家利益、參與社會治理等建設性行為,可視為粉絲在娛樂活動中得到意義、價值的實現。

(二)粉絲的象徵交換與意義生產

粉絲在個體意義的追求中,實現了對「精神禮物」的象徵交換和「非標出項」的意義追求。

1.「精神禮物」的象徵交換

「精神禮物」的象徵交換,體現出粉絲對主流社會中「互惠」觀念的內化與昇華。艾瑞卡·皮爾森(Erica Pearson )分析互贈現象,將粉絲花了不少精力和技術製作的作品稱作「精神禮物」。凱倫·海爾克森認為粉絲的互贈文化是基於與禮物相關的三要素(給予、接受和報答)建立起來的,特定的禮物交換成為其核心。這些「禮物」的交換是非商業化、非人情的免費作品的分享,也即是說,在粉絲之間存在一個非商業化的象徵交換。

馬克思認為,個體需要是個體行為積極性和動力的源泉與基礎。在愛與歸屬、尊重、自我實現需要的基礎下,個體被鼓勵在積極工作中實現自我價值。精神禮物是由粉絲積極創作的,也是一種自我價值的實現方式。在這一過程中,粉絲的消費權利轉為生產權利,消費資本變成生產資本,補充和完善了作品的流通空間,拓展了作品的價值維度,提升了粉絲間的關係黏性。

首先,粉絲自我價值的滲透和嵌入,豐富了作品的價值維度。粉絲的作品具有多樣性,如視頻、照片、海報、小卡、手幅、漫畫等並非僅僅是物質性作品,其中飽含粉絲對偶像的專屬性情感,因而被賦予獨特價值。

其次,粉絲間形成以「精神禮物」為基礎的互贈儀式,增強關係黏性和歸屬需要。雖然禮物具有獨特性,但並非獨佔性,它們在社群中以給予、接受和報答的形式自由流通。互贈使粉絲完成社會類化(socialcategorization),認定與他人同屬這一群體。禮物的接收方則會以群內特有的話語給予製作方情感支持,為其提供持續創作的動力。禮物成為粉絲間關係向現實空間深化的契機。據筆者調查,有粉絲談到自己會「和線上的粉友見面,發現有位粉絲製作海報的能力很強,打算跟她學畫畫」。

再次,禮物的非商業性實現了粉絲創造的意義昇華。亞里士多德將幸福分為兩類:享樂主義和自我實現的幸福。前者指向自我滿足;後者與善良的內在精神相契合,比前者更具道德性。一方面,粉絲受「快樂原則」驅動,禮物成為與社群成員積極互動的中介。另一方面,人是社會性生物,部分粉絲也從簡單的快樂追逐進化到意義尋求階段,為他人和社會服務這一驅動力也隨之萌生。粉絲會因為偶像自發地去做一些有意義的,對社會有貢獻、溫暖人心的公益事業,從中獲得意義感和成就感。如易烊千璽的粉絲自發為癌症患者捐獻頭髮。通過公益行為,粉絲的禮物互贈從享樂生產(hedonic production)轉變為意義生產(eudaimonic production),粉絲們對禮物初始的「分享之意」也逐漸昇華為「奉獻之意」。這也符合親社會行為理論所說的:讓給予者體會到意義幸福感(eudaimonic well-being)多於享樂幸福感( hedonic well-being)。

2.「非標出性」的意義追求

從不同視角審視粉絲文化會產生不同的價值判斷。社會對粉絲文化存在刻板印象,粉圈往往以非主流的方式,創造「新」而「怪」的符號,主流價值懶於投入足夠的認知資源或無法對粉圈的內部知識進行解讀,從而將其描述為符號標出項。

「標出項」(the marked)這一概念源自語言學,指當對立的兩項之間不對稱時,出現次數較少的那一項;相應地,「非標出項」(the unmarked)即出現次數較多的那一項。非標出項是正常項。但粉圈成員並不認可主流價值的負面標籤,這些在「外人」視為「怪異」的行為,在他們看來就是一種生活「日常」。於是就出現了「他者眼中的非理性」與「自我眼中的常規化」之間的意義爭奪。前者來自主流文化「怪異」「病態」等標籤;後者來源於粉絲情感共同體的自我認同。粉絲通過公共事件的參與和政治表達,產生他者身份與行動的背離,反映出粉絲渴望變成「正常項」,爭取主流認同的「非標出」意義追求。

「粉絲行動主義」可謂是對「非標出」意義的追求、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典型樣態。粉絲行動主義(fan activism)是新媒體產生的結果,是「從粉絲文化本身內部衍生的公民參與和政治參與的形式。通常是為了粉絲的共同利益,通過現有粉絲實踐和關係的基礎結構來進行,往往由流行和參與式文化的隱喻進行架構」。這種行為是非政治目的的。並且這種在線行為與利益驅動的活動存在統計學上的顯著關係。這些粉絲行為推動社會變革,例如,「哈利·波特聯盟」「跨種族演出運動」「書獃子戰士」等三個粉絲組織值得關注。如2015年成立的「哈利·波特聯盟」將哈利·波特與伏地魔的鬥爭與社會進步相提並論,以此挑戰壓迫邊緣化群體的主導權力結構。2010年海地地震,該聯盟通過籌集經費,成功調配五架提供醫療資源的貨運飛機。此外,該聯盟還將成員組合成四個霍格沃茨學院,以培養成員散播社會和政治議題的意識。

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高效運作為深刻認識粉絲文化提供了新視角。粉絲在偶像依戀與主流價值之間尋找共通點,在社群的組織化行動與社會參與之間架起了橋樑。在保持獨特行動風格和話語方式的同時,也具備了吸納主流價值的理性,實現了信息傳遞,又賦予了意義系統建構的行為。從最初簡單的為愛豆利益而自發組織的應援活動到複雜的維護國家利益、解決社會問題的轉變中,他們從被主流話語認為的「標出項」成為參與社會治理的「正常項」。

只不過,粉絲文化中的語詞系統本身就內含著類似「烏合之眾」的某些「氣質」,比如其中最核心的「偶像」「崇拜」兩個詞似乎就意味著其對主體性的摒棄。不過拋開價值層面的判定,粉絲的主體性在這些邏輯中仍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主體性視野盲區。巴赫金提出「視野剩餘」的概念,認為每個個體都會由於自身的「近視」而無法審視自己,從而存在思想盲區,只能被他者所洞見。二是明星效應是一種典型的暈輪效應,其實質是一種以偏概全的主觀心理臆測。粉絲可能因偶像「姣好」的外在形象而將推及價值、行為評判,亦即在這場人際知覺的錯覺中喪失主體性思考。需要說明的是,「標出性」與「非標出性」是並存於粉絲主體性的兩個維度,協調兩者平衡,可使粉絲在「理性人」與「感性人」假設之間來回穿梭,並在亞文化與主流價值之間的互動中促成共識意識,實現社會融入。(《作為症候的粉絲文化:社會融入的價值邏輯與可能路徑》上篇)

(作者晏青為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美國弗吉尼亞聯邦大學訪問學者,暨南大學娛樂傳播研究中心主任;侯涵博為暨南大學博士研究生)

(本文來源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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