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大陸配偶(在台灣地區被簡稱為陸配)被視作難以影響台灣政治生態的「沉默的少數」。但近些年這一群體開始有意識地以「新住民」話語來克服「大陸間諜」「木馬屠城」等汙名構陷,並參與島內政治活動。那麼,陸配的身分變更及方向選擇將面臨政治坦途抑或制度陷阱,兩岸關係發展進程是否會受此影響?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既是對國家統一進程中社會基礎的呵護關懷,亦能增進對島內族群政治的批判性理解。基於此,這一學術努力在當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

問題緣起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發意外地將陸配捲入台海博弈的風暴中。從年初「武漢包機」風波到台灣當局「一日三變」的陸配返台政策調整,以及隨後島內輿論場突然發酵的「健保危機」炒作,都表明陸配長期遭受的身分歧視、社會偏見及語言暴力等問題並無改觀。更令人側目的是,台灣政客就此展現出的權力傲慢及態度冷漠儼然讓消費陸配痛苦成了島內天然的「政治正確」。這就將兩岸通婚以來掩藏的深層次問題凸顯出來,即大陸籍配偶在政治上孤立無援,難以維護自身權益。

從學界成果看,相當多的研究者對於陸配問題的政治屬性尚不清晰。這表現在:第一,輕視陸配群體的政治影響力,不少人認為陸配文化素質不高,組織程度低,政治動員能力乏善可陳,在島內公共事務和兩岸關係發展上難堪大任;第二,主張陸配社會活動的「非政治化」傾向,部分學者相當清楚陸配的現狀遭遇與島內當局的政治刁難有關,故建議陸配的政策訴求要突出經濟議題,在社會活動上儘量訴諸體制內途徑,淡化政治色彩;第三,對於台灣當局存有政治幻想。通觀學界的紓困解難建議,大都圍繞婦女兒童權益保障呼籲政策調整,卻沒有估算台灣當局的政治考量。

上述看法的可商榷之處在於,陸配問題固然可從法律、文化及社會層面上窺其端倪,但究其根本,都不過是陸配在政治上弱勢地位和低效活動的投射結果。王偉男等就認為,跨兩岸婚姻是一個中國內部兩個地區之間特殊的「公共事務」,政治因素則是根本決定因素。楊婉瑩等早在2009年就關注政治認同與陸配群體的影響關係,2016年來她還從宏觀意義上劃分了所謂「台灣民族主義者」對陸配的四類態度差別。同類研究還見諸《金門縣女性大陸籍配偶政黨認同之研究》、《大陸配偶對台灣政治認同影響之研究》等等。

由此看出,陸配要真正地在台灣「出頭天」,尤其是「在國家尚未統一,兩岸的官方溝通管道尚未進入常態化運作之前,陸配在台生存權益的保障最根本的還是要靠自己團結起來,抱團維權」, 並在此過程中切實提升個人的政治參與能力,強化所屬社團的政治功能和組織化程度,才有可能改變當前的邊緣地位和弱勢狀態。

問題的關鍵在於當前陸配的政治表現與政策訴求之間存在著績效落差。過往看法多認為陸配青黃不接,缺乏經費以及欠缺組織化導致其無法在島內政治舞台立足,但筆者卻更傾向於另一種可能,即政治身分的混淆意識與政治結構上的邊緣位置才是阻礙陸配產生政治效能感,聚集政治資源並提升組織程度的真正原因。換言之,只有當陸配真正找到她們在台灣政治格局中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屬性之後,這一群體的政治參與能力才能有質的提升。

這個看法的產生與近年來陸配被冠以「新住民」「第五族群」之名並涉身島內族群政治有關。按照台灣媒體的說辭,既然陸配和外籍新娘在數量、入境目的和居住時間上都符合國際通行的移民標準,那麼她們就是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和「原住民」之外的「台灣的第五大族群」。也有部分學者就此進行理論背書,認為將陸配與外籍勞工及配偶實行政治捆綁有利於加大對島內政治系統的支援力度。

但是,筆者卻認為用「新住民」指稱陸配,進而在既定族群政治格局下謀劃該群體的政治參與活動值得斟酌。質疑理由在於:其一,所謂「第五族群」能否解決語言、文化及宗教差異問題進而實現「一體化」整合?其二,與國民黨的熱心操切相比,民進黨始終對陸配、外籍配偶、外勞的歸類處理態度曖昧。那麼,當前的「藍綠」態勢有無完成陸配身分轉型的現實可能?其三,怎麼保證陸配原有的兩岸立場和統一觀念在「新住民」的政治招牌下不被稀釋乃至解構?

現實的困惑不能替代理論的省思,陸配的政治身分認定需要放在普遍性的族群理論和特殊性的島內省籍-族群模式的交叉分析下才能給出有說服力的現象詮釋。基於此,本文提出陸配的族群身分與政治參與存在著負相關的理論預設,並將此置於「島內族群政治-台灣政治參與——陸配族群參與」的三段論下予以證明(偽),進而推演陸配未來政治發展的若干種可能性,並就她們能夠做出的最佳選擇提供一二建議。

台灣族群政治的參與邏輯

族群關係是現代社會的敏感話題,也是理解島內選舉動員乃至政治格局的認知框架。近年來,台灣地區營造出了「四大族群」和諧穩定且彼此寬容的觀感印象,但這並不意味著「第五族群」社會公正及政治權利的必然性獲得。綜合而言,此等期許既無法得到族群理論最新成果的學術支援,也不符合島內族群政治模式的內生邏輯。

台灣族群政治在形成過程上基本保持了與歐美國家類似的演進過程,並逐步形成了具有本島政治特徵的運作模式。如陳孔立教授就主張以「省籍-族群-本土化」研究取向來解釋當代台灣政治。基於學界的既有發現,可以將台灣的族群政治概括為一個由「本省人/外省人」的省籍矛盾轉化為「本土化/民主化」的政治互動,最後形成「四大族群」政治化的發展過程。

第一階段:初始時期(1947-1989)。台灣族群關係的最早雛形是以省籍矛盾的形式反映出來的,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被視為這類矛盾的首次爆發,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加劇了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緊張關係。此後在「兩蔣」的高壓統治下,省籍問題被暫時壓制但卻無法解決。李登輝時期「族群」概念從學術範疇滲透進政治領域。「大約不會比1989年更早,而把台灣的省籍問題界定為『族群』也差不多在同樣的時代。」「為了使這些群體確信共同的民族主義事業。民進黨1989年提出來『台灣的四大族群』概念。」此後本省政治人物開始在民意機構及地方選舉上攻城掠地,「族群政治」甫一出場就顛覆了島內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權力博弈格局。

第二階段:形成時期(1990-2000)。島內「族群」話語誕生伊始就和選舉政治緊密掛鉤。1992年的「立委」選舉外省人和閩南人就顯露出「藍綠」站隊的跡象苗頭。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更在兩大族群之間產生了台灣歷年來最為激烈的政治對抗。如果說1998年陳水扁的選舉失敗還能證明都市地區及中產階層扮演著台灣族群衝突的阻力閥的話,那麼在兩年後,大量閩南族群的教師、醫生等知識階層一改對族群動員的負面看法而集中投票給陳水扁,則意味著本省選民中高教育程度與低族群意識的變數關係最終被打破。因此,2000年的台灣「大選」也就成了島內族群政治模式正式形成的標誌性事件。

第三階段,蟄伏時期(2000-至今)。族群政治的狂飆突進在島內首次政黨輪替後開始退潮,似乎開始向關注弱勢族群,突出多元文化的國際潮流靠攏接軌。一方面「客家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等機構相繼成立,並通過了「客家基本法」「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等制度法規;另一方面族群動員的邊際效用有所遞減。2008年外省人馬英九以高票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2019年「眷村之子」韓國瑜在「綠軍」大本營高雄擊敗民進黨候選人當選市長,但是,上述情況並不意味著族群衝突的終結。馬英九當政八年卻「自覺背負外省原罪……對228紀念活動的重視比起本省籍政治人物有過之而無不及」。愈演愈烈的「罷韓」活動甚至造成國民黨內部都傳出「本省籍在國民黨只能當狗」「搶著要選黨主席的,都是高級外省人」聲音。種種跡象表明,以省籍矛盾為核心的台灣族群政治並沒有發生質的變化,「討厭外省人」仍然是島內政壇不言自明的耳語心傳。

台灣族群政治的參與邏輯

來自普遍意義上的族群理論和具有本土特徵的族群模式顯示出島內「族群化」參與的薄弱基礎和惡劣環境。所以,能否以「新住民」身分來影響政策議程並佔據有利位置,在很大程度上不取決於陸配的主觀意願,而是必須服從這一非制度框架下的政治慣性和行為條件。

從長遠來看,衝突割裂將在未來構成多族群國家及地區的政治底色。台灣的族群政治作為半個世紀以來台灣社會從威權政治走向競爭型政治過程中省籍矛盾的演化結果,本質上是一個以閩南族群為基本盤,通過不斷的激發族群衝突來獲取選票資源的政治工具。這就決定了衝突而非融合將是今後台灣族群政治的常態化存在和普遍性規律,發現、維持乃至建構出某種族群矛盾則是主導島內政治生活的重要前提。

就當下而言,台海實力對比懸殊所造成的「安全困境」讓怨恨仇視情緒在島內瀰漫擴散,通過轉移矛盾來挽救統治危機已經成為蔡英文當局的策略選擇。在這樣的情況下,選擇某一政治弱勢群體作為島內有限度、可控制的族群衝突的犧牲品,就不僅是島內「泛綠」力量的本能反應,更將是民進黨方面精心計算的必然結果。

基於上述兩個判斷前提,可以將台灣族群政治的參與邏輯概括為:

1.通常意義上族群政治的概念維度可以有族群視角和政治視角,但它在台灣卻沒有脫離選舉政治的權力本質。因此,島內族群參與是促進融合還是產生衝突不取決於族群本身,而是取決於權力博弈下的工具選擇和動員效率。

2.民進黨是現有族群政治格局下的既得利益攸關者。作為老牌的本土性政黨,牢牢把持本省人的身分話語權和政治代表權,最大程度地動員閩南族群是其根本政治利益,任何有可能衝擊、中斷它和本省人聯繫的族群現象都會被遏制。

3.外省人的政治參與會受到持續性壓制和排擠。作為第二大族群的外省人具有動搖台灣族群政治模式的群體規模和政策意願,繼續將這一群體圈定在族群話語體系之中並處於失語狀態就能進一步削弱他們的政治參與能力。

4.台灣地區少數民族、客家人等少數族群的政治參與會被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他們被允許進入政治系統的非要害位置並佔據次要角色,從而一方面營造出族群融合的典範樣板,另一方面防止他們靠攏接近外省人組成政治同盟。

5.「新族群」會長時間地處於「分而治之」的政治參與考察期。東南亞配偶及勞工的族群化道路會因母國背景相對通暢,而大陸籍配偶則不然。這是因為「台灣的國族建構需要陸籍配偶作為對立的他者來得以彰顯」。換言之,將一個背負「大陸原罪」的「敵對」族群作為威脅性象徵排除在政治體系之外,將能很好地承載「台灣國族認同與主權的這種焦慮」,進而保證「泛綠」基本盤的隊伍穩定和資源汲取。

基於上述邏輯推演,可以認為陸配政治參與活動將面臨難以突破的現實瓶頸和發展困境,並突出反映為這一群體的政治訴求與實現路徑出現高度異化。從兩者的運行軌跡來看,陸配政治參與的預期初衷是先採取抗議、示威等體制外抗爭解決生活權益訴求(「六改四」、學歷采認及廢止「面談制度」等),進而依靠投票、選舉等活動來滿足政治權利訴求(組建社團、擔任黨代表等),最後通過部分政治精英的體制內活動來完成對島內政治權力訴求(鄉里長、縣市議員乃至不分區「立委」)的漸次突破。

但囿於台灣社會「綠強藍弱」的政治變遷和現實格局,陸配的政治參與路線圖被有意識地納入族群政治語境之下並發生了方向偏移。民進黨力圖用外籍配偶來改變「新住民」的來源結構和概念內涵,再以所謂的「生活從寬,身分從緊」政策幌子來延緩降低陸配從事政治活動的時間起點及動員規模。反觀處於權力博弈下風的國民黨則希冀構建出以陸配為主體的「新住民」支持人群,並以「生活權益向外籍配偶看起,政治權利向『原住民』、客家族群看齊」的政治願景來召喚陸配的情感依歸和行動配合。

但由於「該黨始終無法洗脫『外來政權』、『外省人』的政治構陷,使得他在兩岸政治話語上的突破方向和拓展力度都大打折扣」,所以它對陸配的政治操盤一旦受到「泛綠」陣營的「汙名化」指責以及台灣地區少數民族、客家族群的意見反彈,便馬上進行選舉層面的政治切割,進而撤走了幫助陸配真正進入政治權力通道的「扶手階梯」。受此影響的陸配政治活動隨之出現訴求嬗變和路徑模糊,無論是對「泛藍」的失望抱怨還是對「泛綠」的投機迎合,都可以視為這一群體在「族群化」參與過程中被動性話語嵌入和結構性制度溢出的必然結果。

陸配「去族群化」的政治發展

既然陸配投身島內政治生活都難以跳脫台灣族群政治模式的內生邏輯,那麼,這一群體裹挾在「新住民」身分下所遭遇的顯性制度藩籬及隱形規則羈絆就不會是局部的暫時性現象,而是將面臨持續性的整體參與困境。打破僵局的關鍵取決於廣大陸配能否看清兩岸關係發展的大勢所趨,拒絕台灣族群政治的預設框架和政策恩惠,將群體命運與祖國統一大業緊密聯繫起來,進而在島內政治舞台上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

(一)陸配的政治身分要跳脫「新住民」的話語迷思。從正名運動技巧和策略上來說,所謂的「新住民」在話語建構上相當牽強,「是一個政治正確但不屬於『我們』的名字,它會出現在報端或官方場合,但不出現在日常生活中。」這不僅在內部因族群特徵缺失而造成互動不足,更導致外在的集體行動難以步調一致。對於急於改變現狀的陸配群體而言,今後可以繼續在年限縮短、性別平等共同話題上維持同外籍配偶的協同合作,但不能因為要避嫌「道不同,不相為謀」就放棄自身的兩岸立場和統一觀念。這就要求陸配群體要把參與島內政治生活的身分意識從一般性的跨境婚姻群體予以延伸,更多地以中華民族一分子來就島內的公共議題乃至兩岸問題發聲,由此實現陸配群體的政治自覺並成長為獨立的社會力量。

(二)陸配的政治動員要規避島內族群衝突的政治陷阱。當前陸配的參與活動存在著「畢其功於一役」的急迫心態,並已經對島內族群利益格局造成了衝擊震盪效應。這就要求陸配在動員目標上淡化以台灣地區少數民族、客家人為參照對象,以避免後兩者的防範抵制;在動員手段上突出民族情感及文化認同,化解「陸配被想像成為對中華民國認同薄弱的『危險分子』及國家安全潛在威脅」 等質疑顧慮;在動員物件上以開放性、多元性為原則吸納更多本省人參與,放鬆島內閩南族群在省籍上的敏感神經。概言之,陸配今後要盡可能地避免處身於兩岸矛盾和族群矛盾的交叉火力下,以免妨礙動員規模的擴大及政治資源的汲取。

(三)陸配的政治精英要化解自身族群觀念的意見紛爭。近十年來兩岸通婚出現高學歷、高收入與來台時間短為特徵的「兩高一低」陸配群體。由於不願意重複上一代陸配被島內邊緣化、敵對化的生活境遇,部分年輕陸配傾向於以「新住民」身分迎合島內民粹情緒,並將「去中恐共」作為社會行銷策略,把蔡英文當局減少兩岸往來、要求台商回流等視為正當,甚至在疫情期間發表「武漢肺炎是正確稱謂」「在陸台胞拖垮健保制度」等言論迎合台灣輿論。如此做法就和史雪燕、牛春茹及盧月香等中老年陸配代表格格不入,並在陸配精英階層中造成了分裂對立,雙方在國家認同、兩岸關係乃至祖國統一等問題上的分歧日漸加深。今後陸配群體需要打破上述兩類政治活躍者之間的認知隔閡,促進傳統陸配和「非典型陸配」的團結合作,將前者的參政身分條件與後者的知識技術優勢結合起來,形成穩固的領導集體,組織開展一致性的政治行動。

(四)陸配的政治組織要完成「新統派」的目標轉化。當前陸配亟待開展與島內統派政黨合作,並以此遏制「棄藍趨綠」風潮的蔓延擴散。鑒於島內統派青黃不接、後繼乏人的現實情況,一方面,陸配組織要積極拓展與前者的合作範疇,將自身的群眾基礎與統派的政治基礎結合起來,加快自身的統派化過程,可以在兩岸婚姻事務,如人員往來、法律糾紛及證照辦理等具體事務與統派政黨開展協同合作,讓目前對國民黨「若即若離」的部分陸配整合到統派旗幟之下,幫助她們在「藍綠抉擇」的十字路口找到新方向;另一方面,陸配「親陸」社團也要儘快改變「軟懶散」的政治發育狀態,通過必要的宣傳輿論支持及骨幹成員培訓來增強自身在陸配群體中的政治號召力,進而完成從陸配群眾—陸配社團—陸配政黨的組織發展鏈條。

此外還要看到,陸配的「去族群化」政治發展雖然勢在必行,但卻難以單獨完成上述認知更新和組織轉型。大陸方面需要對這一群體的政治成長給予適當幫助,圍繞著從「新住民」向「新統派」的身分轉化開展針對性工作。尤其是要加強對陸配工作的組織領導,改變「九龍治水」幫扶亂象。當前的陸配工作對口部門要從台辦、婦聯及民政等多線服務及時整合到「大統戰」統一領導格局下,以各級黨委統戰部門來統籌陸配政黨及代表人物的交流訪問及後繼的管理事務,切實將陸配工作從民間性的婚姻問題提升到國家統一推動力量及「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治理體系層次上來。

此外,尚需考慮將陸配及其子女儘快納入深化兩岸融合政策體系中來。這包括:鼓勵在島內生活困苦的陸配返鄉創業就業並給予相應支持,防止這一群體不能分享兩岸融合的發展紅利而淪落為邊緣化的旁觀者;選取大陸高校為試點單位,建立面向陸配子女的實驗班,化解「新台灣之子」宣傳對部分陸配後代的負面影響,修正他們的「新住民認同台灣,從來到台灣第一天起,就認為自己與下一代都是『正港』的台灣人」 思想觀念,保證陸配群體愛國傳統的延續發展和代際傳承。

結語

在台人數將近40萬的陸配群體是兩岸關係發展的見證人和維護者。他們中的絕大部分能夠在惡劣環境下心繫祖國,反對「台獨」,是實現國家統一及後繼治理的依靠物件和群眾基礎。對於陸配在島內政治活動中一時的參與誤區和發展缺陷,海內外中華兒女不能停留在「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苛責層面,更不應該坐視其自生自滅,而是要伸出手去,幫助她們從台海博弈中的「棄子」「孤軍」升格為「日拱一卒」的有生力量。

(本文作者為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原刊於廈大《台灣研究集刊》並獲授權轉載,以印刷紙質刊為準,中時新聞網摘錄精華刊出,標題與插題經中時新聞網改寫)

※以上言論不代表旺中媒體集團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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