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便是時間,猶如「長河」總是奔騰不息。2021年的七一是中共建黨一百周年的日子,這個日子總是隨著不同的思緒,展現不同的態度,戚嘉林教授以自己史學修為,將中共發展軌跡與當前現狀,搜集相關文章,編輯了《中共力量來自何方》一書,書中章節涉及1949年以前的「國、共」關係,以及1949年後中共自身發展變化,總的範圍包括了「建黨發展、意識形態、社會減貧、經濟成長、文化科技、台灣學人、軍工軍隊」等諸多議題。

在當前的氛圍下,主編如是體裁,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氣,尤其本書涉及到1949年前的民國歷史,就很難不涉及資料取材,在政治偏好上的決斷,但是在戚教授論述共同抗日一事,中共八路軍與新四軍的編裝入列國民政府部隊,並採用張玉法史料,說出1937年兩個部隊為3萬人與1.2萬人,表示戚教授對於「歷史資料」選擇上的嚴謹態度,並未受到當前無限詮釋歷史的文學異想影響,這是值得被提出敘事的部分。

中國在國家發展步伐上,有30年時間,受到意識形態禁錮影響,不但對外爭取國際共黨領導而與蘇聯計較,對內也要鞏固權力對抗集團與山頭主義,鬥爭成為政治行為的核心,鄧小平的遭遇便是一本階級鬥爭的歷史教材。

直到鄧小平復出,才逐漸從政治鬥爭路線,轉變成經濟建設路線,但是,中共國家發展已經遲暮30年之久,也就是說,中共取得政權,前30年的時間,幾乎在「內部鬥爭與外部抗衡」中度過。最終,中國大陸對這段歷史,用了一份歷史決議文,以「開國有功,治國有過」做出總結評價,結束了這段鬥爭歷史。

1978年以前的治國史,在這本論文集中,雖然未被討論,但是主編也為此空白,補以〈台灣經驗與台灣菁英獻策〉論述了這段失落的經驗。

台灣經驗的學習

戚教授在該篇文章中指出,「在大陸經濟困頓的1970年代,台灣經濟欣欣向榮,取得相當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約較大陸領先20年。」 1974年鄧小平復出,他在跟季辛吉談話中,指出「中國落後,需要美國的技術與經濟合作,以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1979年余秋里也直言,「台灣經濟發展,一般人民生活都比各省人民生活高好幾倍。」

中國大陸在1978年以前的年代,是以僵化的馬克斯、列寧的意識形態治理國家,經濟發展走的是「計畫經濟」,「重重輕輕」,「集體生產」、「自給自足」經濟模式,資源難以達到最適化,同時也拘束了人們自我追逐的動能。

台灣的政治與經濟發展模式,不但與大陸也與其他西方世界,呈現不同模式。在經濟上,台灣走的是「經濟計劃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體制,既不是極端的計劃經濟,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而且,發展得相當成功,當年,台灣經濟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便得以證實。

既然中國大陸想以經濟發展成為國家發展戰略首要,台灣的經濟發展經驗,便足堪借鏡。1986-1989年間,鄒至莊、蔣碩傑、顧應昌、費景漢、劉遵義等台灣知名的經濟學人,就開放政策下的經濟問題,包括體制市場運行、價格處理、通貨膨脹、銀行改革、政府人力資源等等諸多層面提供諮詢,1993年朱鎔基還邀請李國鼎至大陸訪問,暢談經濟發展的經驗,譬如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劃分辦法的建議,在台灣是中央與地方角色劃分且行之有效的辦法,大陸的仿效,同時也打破了「諸侯經濟」制約。

魏萼教授的經驗陳述

這裡,我想提一下魏萼教授,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他也提供了自己的見解,而且相當特殊,2009年他出版了一本小書,”China: In Search Wealth and power-Deng Xiao Ping and Sun Yat-Senism”,這本小冊子論及台灣經驗的時間為1949-1988年,也就是經國先生去世的年代。

書中主要談到他與鄧小平見面時,鄧談到「透過市場經濟尋求財富與權力。」並討論到中國傳統「耕者有其田(Land to the Tillers Systems)」的經濟思想。也提到鄧小平與經國先生都是在莫斯科孫逸仙大學的同學,魏大膽的說,鄧小平與經國先生同是孫文學說的信徒。事實上,當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的看法,就已經是孫文學說中「民生經濟也是社會主義」的見解。

魏教授主張經濟發展的三個支柱,「市場主力、政府拉力、文化動力」。經濟發展中的「市場決定論」不是萬靈丹,而今天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確實也在這三條軌道上決策運行。美國拜登政府,也越來越朝向大政府模式運行,做法也超越了凱恩斯經濟理論的範疇,政府政策介入經濟事務也越來越深,這表示美國脫離了長久以來「新自由主義」的主張 ─干涉愈少的政府,是愈好的政府。

魏萼在大陸改革開放的道路上,確實提供了長年的教學與實務經驗,而且他帶有中國傳統思想的經濟學理,也正在被運行著,如今,老師去逝一年多了,就以此簡單的描述,追思他老人家。

大流行與大變局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至今進入43個年頭,如今搖身一變,成為世界工廠與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

2020年全球陷入COVID-19大流行,影響了經濟與社會活動,季辛吉還發表文章稱,大流行之後國際環境無法回到從前。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更大膽預測「這將會是兩個世界,新冠以前的世界與新冠以後的世界。」

國際貨幣基金2020年6月號〈金融與發展〉期刊,專設了COVID-19主題,討論新冠流行之後的國際政治經濟情況,其中一位作者伊恩 • 布雷默(IAN BREMMER)指出COVID-19後的三個趨勢,「去全球化供應鏈轉變」、「民族主義和我國至上成為特徵」、「中國地緣政治的崛起」。

前面兩個趨勢並不難理解,針對第三個趨勢,布雷默解釋道,「儘管中國已經成功轉型為經濟和技術超級大國,但沒有人預計中國會成為軟實力超級大國。如果中國繼續推行危機外交, 並且人們認為,中國政府在應對疫情方面所採取的措施,遠比世界其他國家有效,那麼這場危機就能改變這一狀況。」

布雷默對於趨勢發展有兩個假設,「中國不具備軟實力大國能力;中國推行危機外交是否能轉變情勢,關鍵在COVID-19管理是否能具效能。」中國崛起趨勢,是否猶如布雷默的預期,有待時間的證明。

大陸學者王德培基於新冠疫情轉變為持久性質,認為在經濟發展上,將產生大衰退的現象,這種現象並非在短期經濟發展形成,而是長期以來累積的「產能過剩、金融氾濫、馬太效應(經濟發展太快所形成的經濟不平等)、地球過熱」,新冠促發了過度發展的衰退效應。並且未來影響將產生三大效果,「去意識形態」、「去市場化」、「去物質化」,王德培的預期,是基於經濟管理哲學發聲,預測的表現過度的泛化,具象的說明應是「科學專業的回歸、新自由主義市場的褪色、以及資源浪費應受節制。」這與布雷默有部分的重疊判斷。

不論是現實因素分析或是管理哲學的思考,皆有一共同的思維傾向,未來經濟發展,向國家範疇內捲趨勢明顯,全球化發展受到了阻卻。

力量來自何方

本書這個標題,呈現編者焦點思維,彰顯國家發展的力量與治理效能。在這次國際COVID-19流行,各國治理良窳比較,東西方已上升到制度的較量,若說力量來自何方,「制度與治理」是重要的環節。

1970年代美國政治學出現政治系統理論,台灣是美式政治的接受方,理論自然被引進台灣,可惜的是,同時間在美國興起的「政治發展理論」,卻很少人知曉,理論有很大一部分是取材於台灣政治發展的經驗。當然,這個階段的實體政治,離美式民主僅有「政黨與媒體」開放程度上的不足。

其後,經國先生實施完全開放的民主政治,到如今台灣的民主又是如何?陳文茜在一次談話節目中說道,台灣還有民主嗎?來賓的對答相當有趣,至少目前民主體制(形式)還在。

台灣民主的發展,讓我回憶1980年代新加坡政府與在野黨鬥爭問題,美國的標準是「兩黨政治」,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獨大,在美國眼中是不合格的民主,當時李光耀透過法律方式平息政治危機之後,美國認為「新加坡的道德式民主,將隨著李光耀的去逝而消失。」原來美式的民主不強調道德只有權力與利害算計。

從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獨大性,並且受到人民持久的支持,執政的特色有三,專業管理、有效執法、道德民主必須兼備。確實,不論是一黨獨大或是兩黨、多黨制度,國家治理的力量展現,離不開這三個條件。西方民主離此標準又有多近。

今年6月份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公佈了〈2021年安全指數報告〉,調查原意是想理解「中國崛起」的威脅感知,卻意外發現在12個被調查的國家,中國人在表列30個(剔除本國自我調查)指標中,安全威脅感呈現最低指數。人民對國家治理的反映,這或許才是力量的真正來源。

(作者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研究員、博士,國戰會專稿,本文授權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中時新聞網言論頻道同步刊登)

※以上言論不代表旺中媒體集團立場※

#經濟發展 #發展 #經濟 #台灣 #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