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 年,我出生在台灣彰化西門町。10 歲以前,對父親非常陌生。母親告訴當時年幼的我,父親因為參加抗日組織「台灣文化協會」,以及反對日本人的街頭講演,遭到「日本仔」的通緝,不得已而躲到祖國大陸,繼續堅持抗日鬥爭。

■顛沛少年

母親拉扯我們兄妹6人在台灣生活,十分清苦。因為家裡沒有田,只能靠母親做針線活維持生計。臨睡前,母親還在縫紉機前忙碌的背影,深深印在我的童年記憶中。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在日本殖民統治的鐵蹄下,兩岸同胞都遭受了沉重的苦難。1938 年台灣高雄等地發生了兩起反戰暴動,先後有 400 餘人被捕、200餘人犧牲。1939 年因反抗日本殖民者「拉軍夫」,又有 600 多名台灣同胞被殺害。為了侵華,日本政府還強征近 30萬台灣百姓當兵,10 萬人當「軍夫」,充當炮灰。我後來看到歷史資料,1943年至 1944 年有萬餘名被日本強征的台灣兵在海南島起義,但起義遭到失敗,導致 7000 餘名台灣兵被殺害。我的二叔、三叔、舅舅都是那時被日本殖民當局強徵入伍,我的二叔死於海南島,屍骨不存。

1939年鄭堅 (右一)與台灣家人在福建泉州合影。(徐波供圖)
1939年鄭堅 (右一)與台灣家人在福建泉州合影。(徐波供圖)

彼時在台灣,我也被迫接受了3年日本奴化教育。1937年,我們全家隨父親回到祖國大陸,正當我歡天喜地地沉浸於終於能見到父親,終於能接受中華文化的熏陶時,沒曾想,我跟隨父親在祖國大陸的生活是顛沛不定的。3 年中,我跟著父親轉輾於廈門、泉州等地市縣,小學後三年,我是在6所小學完成的。因此,在那時年少的我心中,就烙下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憤恨,渴望獲得強大的祖國的庇護,過上安定的生活,也自那時起植入我的家國夢中。

1945年春,受父親帶動,17 歲的我,決定投筆從戎。我參加了李友邦將軍領導的抗日台灣義勇隊,為打敗日本侵略者,收復台灣而戰鬥。半年後,台灣結束了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光復了。我作為義勇隊隊員回到了彰化故鄉。

最初得到台灣光復的消息,台灣百姓和我們一家人的心情一樣,喜大普奔。記得鄰居家一位不曉得自己是中國人的學童聽到日本天皇被打敗的消息哇哇大哭時,其阿公用煙桿敲孫女的頭喜極而泣:「孩子,我們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當時很多台灣百姓還把珍藏已久的祖先牌位奉出來,燒香祭祖,告慰祖先。

然而,台灣的光復,並沒有給台灣同胞帶來長久的幸福。因為蔣介石政權以一黨之私,又挑起了內戰,台灣同胞跟著遭罪。島內物價狂漲,百業蕭條,民不聊生。渴望獲得安定生活的夢想,再次被失望與憤懣取代。1946 年,我帶著對國民黨的失望之情,考上台灣地區升學大陸大學公費生,被保送入廈門大學,再次回到大陸。

■紅色青壯年

1947年,我在廈門大學讀書期間,修讀了郭大力教授開設的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讓我的思想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此後我又閱讀了毛澤東著作《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終於認清了中國人民解放的道路需要中國共產黨的帶領。1947年10月,我經過成熟考慮,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標誌著我這個出生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青年,選擇堅定地跟著中國共產黨,走上了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誕生、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終生的不歸之路,時年我 20歲整。

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我更加積極地參加愛國學生運動,連續擔任兩個學期的廈大學生自治會理事,並於1948 年秋,以地下黨廈大總支部委員的身份,參加領導廈大學運的「四人核心小組」。為新中國的誕生,戰鬥在第二條戰線上 (當年毛澤東稱讚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是配合人民解放軍武裝鬥爭的第二條戰線)。由於地下黨組織的工作卓有成效,到 1949 年初,廈大共有地下黨員達 254 名,約佔全校學生的五分之一,革命進步力量在學生中佔了絕對優勢,廈大儼然成了廈門的「解放區」。

1946年被保送到廈門大學就讀的鄭堅。(徐波供圖)
1946年被保送到廈門大學就讀的鄭堅。(徐波供圖)

1949年春,寒假期間,地下黨組織鼓勵共產黨員上山下鄉參加武裝鬥爭,我再次投筆從戎,於 2 月間毅然脫下學生裝,換上農民服,從廈門潛入閩南的安溪、永春一帶山區,開闢新的游擊區。我們先以中小學教員的身份為掩護,在農民中開展反徵兵、反徵稅、反徵糧的鬥爭,把貧苦農民武裝起來。到六七月間,中共安溪中心縣委領導的游擊隊,已經解放了安溪、永春、德化、大田、漳平、寧洋等縣城,武裝人員發展到2000多人槍,殲滅敵軍2000 多人,牽制蔣介石政府的正規軍1萬多人。我當時任中共安溪中心縣委執委兼永(春)德(化)大(田)縣工委書記。8 月間,我隨同閩粵贛邊區縱隊的參謀長王漢傑到福州,與南下大軍第10兵團會師,迎來了閩南的解放,結束了叱吒風雲的游擊戰鬥生涯。

解放後,我從部隊轉業到福建省農業部門參加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工作,先後在福建武平、大 田、寧化等地區參加了土地改革。到基層農業部門的工作經歷,讓我對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團結和帶領億萬人民翻身做主,過好美好生活有了更深切的體會。同時在深入農村,與農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的過程中,我也看到廣大農民兄弟真心誠意對中國共產黨的擁護,也讓我對當年自己的政治選擇,深感欣慰。

1974年,和平解放台灣的對台政策被中共中央提到重要議事日程,我又第三次「從戎」穿上軍裝,奉命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所屬的「福建前線廣播電台」(現改名「海峽之聲」電台)任副總編輯,從事祖國統一的文宣工作。

此後,我又奉調北京,參加全國台聯的籌建工作,並任全國台聯專職副會長,至此,可以這麼說,我的一生都在為台灣光復、祖國統一與民族復興而奮鬥。

■還 願

1947年,我帶著青春熱血,決定到廈門大學就讀,沒想到竟與母親30年多年的不得見。台灣有句民謠,「半屏山啊半屏山,一半在大陸,一半在台灣」,這就是我們一家人的真實寫照。

一家人生死不得知的30餘年間,父親隨著大姐、二弟和我,在大陸生活,母親則帶兩個妹妹和三弟在台灣生活。對兒女、愛人的思念,於母親,更是殘酷的煎熬。後來我才知道,30年間,母親靠到家附近的寺廟拜佛求得心理慰藉。後來,在1970年代後期,我任福建前線廣播電台副總編輯時,我大姐曾通過電台表達思鄉之情,這樣的聲音通過電波越過海峽,杳無回音,但後來和母親相見後才得知,其實鄉下一位親戚聽到了廣播,還特意跑到家中,把消息告訴了母親。母親說,那些年正是菩薩和電波,支撐她有帶著弟妹活下去的信心。

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 《告台灣同胞書》,首次提倡兩岸「雙方盡快實現通郵、通航」,這讓我們全家感受到「曙光」。1981年,母親輾轉至美國舊金山,又從舊金山偷偷來到大陸。當年在機場,我和我的大姐、二弟,看到母親走出到達口出口時,一家人不約而同地一邊招著手,一邊失聲痛哭。這時的母親已經74歲了,她從我們記憶中那個年輕的女郎變成一位頭髮全白的長者。這一次短暫的相見,對我們一家人來說,又是欣慰的。對父親來說,在生命的最後時期,見到了母親。這次短暫的團聚,只給了我們一家人一個月的時間。此後,母親返回了台灣,第二年,父親就去世了。

母親來大陸短暫會親回台不久,一度病重。二妹來信告知,我申請回台探望。而台灣當局則以種種借口,不予批准。後來,母親由旅居美國的三弟接到舊金山探親,我和二弟才有機會與母親再次相聚。1998年,我以福建黎明職業大學前校長名義,參加「大陸台籍教授團〞回到闊別整50年的故鄉台灣。而苦命的母親,已在1991年離開了人世……

一部兩岸史,多少小家悲歡離合情。在祝賀中國共產黨建黨 100 週年的時刻,作為在黨74年、來自寶島台灣的兒女,我為自己有幸參與和見證祖國由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歷程而自豪!不久將來希望我還可以看到祖國統一的那一刻。(鄭堅/口述  人民政協報記者修菁/整理)

本文來源「北京市台灣同胞聯誼會」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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