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斯多德(西元前384-322)是古希臘哲學家,他對古希臘政治有深刻的見解,曾經闡述當時君主政治、寡頭政治與民主政治三種制度的優劣。但他最推崇君主政治中的哲君政治,其次是寡頭政治,再其次是民主政治。

君主政治是一人統治的獨裁政治,哲君政治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比較難得,如唐朝的李世民,清初的康熙。寡頭政治是由少數人(集體領導)決定國家大政,但也有可能成為精英政治或相對獨裁的政治,民主政治好處是三權分立,不好的是行政效率低,另容易變成暴民政治或民粹政治。

中共建政71年,採取的是一黨專政的政體,在毛澤東時代除了一黨專政,他還是偉大的舵手、偉大的領袖,雖有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會議,但他個人的聲望及權力壓倒一切。產生的結果是堅持「階級鬥爭」,進行反右運動,三面紅旗,實施人民公社,導致三年災害(1959-1961),不完全的統計至少3000萬人死於非自然死亡。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中共的幹部、知識分子、地、富、反、壞、右及有海外關係份子,遭受迫害,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著《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事實》:在1984年5月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文革有關數字是:2144萬餘人受到審查、衝擊;1億2500萬人受到牽連、影響: 420萬人被關押審查,172.8萬人非正常死亡;13.5萬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7萬,703萬餘人傷殘;7萬多個家庭被毀。文革時毛澤東控制人民的思想,是中國五千年來前所未能的極致。

1978年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後,中共新領導精英改變了政策,拋棄了「階級鬥爭」的總路缐,以「改革開放」為總路線,尤其是經濟的改革。鄧小平的「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埸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裡也有市埸」,此一路線使中國大陸人民脫離貧窮,向小康社會邁進。到目前中國大陸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中共的內部,自1980年代以來,皆有「政治改革」的呼籲,鄧小平內心也想啟動,但因種種的現實環境,沒有動手實施。1978年以來雖然仍執行一黨專政,但其領導人的權限是與毛澤東時期顯然不同。

筆者觀察,從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四位總書記所領導的中共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會,類似亞里士多德所謂的寡頭政治(集體領導),領導人與政治局常委(七人或九人)皆有分管部門,重大政策,由政治局常委會議最後決定,但對外一人發言,總書記的權力只比其他政治局常委多一些而已。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中共中央高層建制也有了變化,權力逐漸向總書記集中,由總書記兼任組長或主任的中央領導小組/委員會,有中央全面深化領導小組、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小組、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小組、中央財政領導小組等十六個之多,加上習近平任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會主席,使權力集中,呈現一人獨尊局面,他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及權力,直逼毛澤東及鄧小平。

十九大以來,中共對黨員的思想控制也在加強,2020年3月中共中央印發《關於加強和改進中央和國家及國家機關黨的建設意見》,其中強調「不准妄議中央,不准製造傳播政治謠言及醜化黨和國家形象的言論」,政治意識型態的控制,仍在不斷加強中。

權力集中的另一方式,是中共已改變國家主席的任期,鄧小平所制定黨、政領導人不得有終身制,及國家主席任期兩任的十年慣例,已被打破,任期改為沒有限制。

中共高層政治已從寡頭政治的集體領導,向領導人集權傾斜。好處是黨與國家政務有一定的執行力,如「扶貧」、「反腐」,都有雷霆萬鈞的力度,更獲人民的支持。而過度集權的另一面向,究竟何方在監督執行「反腐」?有無成為打擊政敵的案件?是否有不實及寃屈的案例?何方監督中央中紀委及政府政法,監察單位?也使外界感到困惑。

中共中央在定於一尊的高度集權下,政策的決定如何達成避免忽視下屬及基層的意見,導致政策有失誤的可能性,更是外界矚目的焦點。

長期以來,中共成功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堅持「沒有調研,就沒有說話的權利」。調研是否真實?幹部是否敢講真話?中國共產黨常能辦事成功,是掌握了「原則性、特殊性、靈活性」,是否能用在決䇿的過程,在其最後的決策能否周延,正是關鍵所在。

當前中共高層政治型態起了變化,千錘百鍊了其領導人的能力,習近平若能更接近成為一位精明、能幹、能兼聽,有智慧、有魄力的「哲君」,當是中國大陸人民之福。要是不能澈底清除絕對的權力可能產生的腐敗,則將會面對與「和諧社會」背道而馳的後遺症。這是整個中國大陸從領導人到百姓,共同面臨的挑戰,更別提其微妙處,影響到全球各大國之間的重大戰略部署。(作者為前海基會副秘書長,前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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