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中美戰略競爭時代現代國際秩序向何處去——一種中國道路競爭力視角

近年來,中國崛起勢頭越來越強勁,這一態勢根本改觀了美國政治精英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形成以來之現代國際秩序未來可能走向的判斷,中美戰略競爭被鄭重提上議事日程。一者歐巴馬伊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展開了對中國崛起的戰略扼制;另者川普伊始的「美國優先」戰略掀起「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反全球化逆流,展開了對中國崛起的戰術扼制。與此同時,中共十九大報告因其大格局而顯大氣象,新時代中國道路愈益清晰。十九大鄭重提出新的指導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該思想「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系統回答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包括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目標、總任務、總體佈局、戰略佈局和發展方向、發展方式、發展動力、戰略步驟、外部條件、政治保證等基本問題」。這意味著,作為當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兩個大國,中美緣於其發展路向之性質顯著不同,相互間的國家戰略競爭將根本影響現代國際秩序未來走向。

一、拿什麼工具來解讀現代國際秩序走向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形成以來,現代國際秩序發展遭遇兩次拐點,它們都可能將西方主導的現代國際秩序引向極為不同的發展路向。第一次拐點是美蘇戰略競爭時期,蘇聯宣導走共產主義道路,若其勝出,則會將現代國際秩序引向社會主義發展路向。第二次拐點是當前中美戰略競爭期,中國推動構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式」國際秩序與美國宣導的「美國優先式」國際秩序極為不同。

緣於世界政治版圖的當前格局即中美戰略競爭這一客觀事實,筆者擬從能引領現代以來國際秩序走向之世界大國的最直觀核心特徵,亦即國家民族之文化人格的角度建構理論分析框架,來審視這些戰略競爭者的興衰沉浮。基於對古今中外歷史的整體反觀,每個國家民族的文化人格決定著其前途命運,對所面對之重要問題進行處理的「技藝」決定著最終成敗。國家民族若能實質凸顯其文化人格之優長且能彌補其文化人格的弱點,因應國內國際環境重要變化,那麼,這些國家民族就會興盛崛起,反之則會出現沒落衰敗。

放眼當今世界政治格局,反觀現代以來世界歷史,今天世界上大國民族的文化人格主要有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信念型文化人格,另一種是倫理型文化人格。

1.信念型文化人格。信念型文化人格源生於特定宗教歷史文化傳統,如基督宗教、伊斯蘭教、印度教歷史文化傳統等。在特定宗教歷史文化傳統中,置於其間的人民共用著特定的理想人格,該理想人格一般是他們所信仰的神,如上帝、真主、羅摩等。以基督宗教歷史文化傳統為例,不論日常生活,還是政治活動中,人們以上帝的「旨意」即《聖經》教義行事,一切言行以上帝的言行為標準。這種有著悠久歷史、覆蓋廣大人群的生活方式擁有獨立的文化再生產能力,人們會不自覺地盡可能去模仿「上帝」這種理想人格。具有其他宗教(如伊斯蘭教、印度教等)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民族,其社會成員的言行方式亦遵循著跟基督宗教相類似的信仰文化邏輯。

緣於人類文明自然演進,特別是西方文明的全球擴展,世界主要宗教如基督宗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為適應時代變遷,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因應性變化,但處於特定宗教歷史文化傳統中的國家民族仍秉承著其特定的教義思維。以基督宗教歷史文化傳統為例,受宗教改革運動即宗教「復古」運動之深刻影響,現時代基督宗教世界中人們在形式上不像其先輩對上帝那般「虔誠」,但在現實生活中緣於歷史文化連續性之無形影響依然會無意識受「上帝」這一理想人格引導。上帝所喜好的,他們天然喜好;上帝說不信耶和華信「偶像」、屢勸不改的是「敵人」,他們就會積極消滅他們,「滅他們的國」。

受基督宗教歷史文化傳統思維的影響,在國家民族內部,人們容易成群接受信念的傳播,容易產生不同群體間的大規模衝突對立情緒,容易產生「敵人」或「階級」群體。在國際社會層面,具有該文化傳統的國家民族(如具有新教歷史文化傳統的美國)在對待異質性文明類型的國家民族(如伊斯蘭教歷史文化傳統國家)時,就總想引導、改造他們,讓他們變得跟自己一致。處於其他宗教歷史文化傳統(如伊斯蘭教、印度教等)中的國家民族,亦受類似於西方宗教改革運動之「世俗化」運動影響,但在行事方式上跟具有基督宗教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民族一樣,遵循著各自相類似的文化人格邏輯。

基督宗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宗教歷史文化傳統都擁有各自的信念型文化人格,但這並不意味著遵循特定文化人格的國家民族完全一樣。不僅如此,甚至同一宗教歷史文化傳統內部不同主要流派的信念型文化人格亦存在不小的氣質差異。以基督宗教歷史文化傳統為例,天主教、新教和東正教流派之國家民族雖都擁有基督宗教意義上的信念型文化人格,但她們間的信念型文化人格在內涵上仍存在不小差異,其原因在於他們對上帝言行的理解不同、取悅上帝的方式亦存在較大差異等。

天主教歷史文化傳統信念型文化人格,緣於其所生成的社會發展程度較高、信仰上帝之宗教「守舊」力量與宗教「復古」(改革)力量之間較為平衡等因素,擁有該種文化人格之國家民族(如法國、德國等)對上帝之虔誠信仰的「滑坡」得到一定程度矯正。受這種「復古」以後之現代宗教文化影響,在國內層面仍具有相當程度之奠基於宗教文化的社會凝聚力,在國際社會層面上則只具有一定程度的對外干涉偏好。新教歷史文化傳統信念型文化人格,緣於其所生成之社會發展程度高、信仰上帝的宗教「復古」(改革)力量占居優勢地位等因素,擁有該種文化人格之國家民族(如英國、美國等)對上帝之虔誠信仰的「滑坡」得到較大程度矯正,且內在迸發出虔誠信仰之活力。受這種「復古」以後之現代宗教文化影響,在國內層面具有相當程度之奠基於宗教文化的社會凝聚力,在國際社會層面上則具有較強的對外干涉擴張偏好。東正教歷史文化傳統信念型文化人格,緣於其所生成之社會發展程度相對滯後、信仰上帝的宗教「守舊」力量占居優勢地位等因素,擁有該種文化人格的國家民族(如十月革命以前的俄羅斯等)對上帝之虔誠信仰的「滑坡」得到較小程度矯治,受這種「復古」以後之現代宗教文化影響,在國內層面具有較低程度之奠基於宗教文化的社會凝聚力,在國際社會層面上則具有奠基於宗教文化的對外干涉擴張偏好,但常常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2.倫理型文化人格。倫理型文化人格形成於倫理政治文化環境,主要存在於中華文化圈中國家民族,如中國、日本等。在倫理政治文化環境中,宗教文化始終不占社會主導地位,不是置於其間之國家民族中主體人群的思維和思想方式。倫理政治文化環境,一者,形成於自然的社會生活。在中華大地上,人類的自然繁衍形成家庭、家族或氏族,家族或氏族之間的鬥爭形成部落,部落之間的鬥爭形成政權或國家。另一方面,為規範這種社會政治生活,中華大地上的政治生活經驗被統治階層特別是知識人群體有意識理論化了,其中如形成了影響深遠的儒家學說,這種學說作為官方意識形態,持續規訓華夏兒女幾千年。主要在這兩方面情況交互作用下,生成了中華文化傳統倫理型文化人格。

從生成歷史看,倫理型文化人格最看重「家」的價值。其中「家」主要有兩重含義,第一重為主導性含義,是指「家庭」「家族」,第二重為輔助性含義,是指「國家」。這種社會價值結構蘊含著兩層文化傳統思維方式。

就前者言,「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人生實存於各種關係之上,而家人父子乃其天然基本關係」,「家庭」「家族」具有第一位價值。同時緣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小農經濟社會生活方式所生發的同理心,伊始形成了「家-國」「家-天下」的倫理政治觀,對化外之「民」「國」,亦以此種視角觀之,如華夷體系、天下體系等。在能夠捍衛自己家庭或家族基本利益的情況下,人們亦有道德義務去捍衛其所置於其間之國家民族的利益,而國家民族亦有道德義務去捍衛其所置於其間之人類共同體的共同利益。

就後者言,緣於幾千年的政治生活實踐,特別是近代中國被強行納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形成以來之現代國際秩序這一「刻骨銘心」受挫經歷,中國民族亦自覺,即便「家庭」「家族」具有第一位價值,但無國家之有效捍衛,這種第一位價值也是空的,「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此後在社會上逐漸形成了明確強調「國」居於「家」之上的「國家」倫理政治觀,對其所處的大環境或國際環境亦生成了「大格局」意識,如天下意識、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等。不論做不做得到,在整個社會層面上,中華文化傳統還是會積極宣導「國」之價值不能遜於「家庭」「家族」價值的「國家」觀念;在國際社會層面上,則是努力宣導人類共同價值不能遜於國家民族價值的共同體觀念。

不論是居主導地位的「家-國」倫理政治觀,還是處輔助地位的「國家」倫理政治觀,中華文化傳統倫理型文化人格習慣看重現實切身利益,不太看重虛無飄渺的利益,特別是在自己力量有限的情況下。在國內層面,社會成員善於向內發力,卻不擅長團結合作。在國際社會層面,習慣專注個體利益或自己「本分」,國家民族顯得「不夠團結」,不僅沒有對外擴張意念,而且習慣於「和合」狀態及提防其他國家民族的侵犯。在能有力捍衛自己正當利益的前提下,也樂於力所能及兼顧其他國家民族正當利益,以及其所置於其間之國際社會的人類共同利益。而當受到集體威脅、個體或家庭核心利益面臨「滅頂之災」時,人們不拒絕接受更多責任,想方設法擺脫「集體困境」,迸發出那些擁有信念型文化人格之國家民族難以想像的強大國家民族向心力。

二、解讀現代國際秩序走向工具的有效性

基督宗教政治版圖上主要流派政治版圖之政治秩序間的國際政治競爭,特別是「美蘇爭霸」國家戰略競爭事件,是檢視文化人格理論分析框架科學性之絕佳案例。

蘇聯在美蘇戰略競爭為何失利?

蘇聯在美蘇戰略競爭中「失利」,根本在於沒有認真對待其東正教歷史文化傳統信念型文化人格。在彰顯其文化人格優長的過程中,蘇聯用盡了其社會主義制度初創期「紅利」,同時沒找到能有效克服初創之社會主義制度在現代國際政治競爭環境中所「彰顯」之「不足」的方法。不僅難以繼續讓該文化人格的積極效用發揮出來,而且還讓該文化人格的「不足」凸顯了出來。美國亦面臨著其新教歷史文化傳統信念型文化人格所產生的跟蘇聯相類似的難題,但通過系列國家調整行為,不僅避免了其文化人格「不足」的凸顯,而且繼續發揮著其積極效用。

1.政治建設方面原因。蘇聯在極端險惡的國內國際環境中,建立起了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政權,為其世界超級大國地位奠定了核心政治條件。但這種凸顯組織地位之政治體制不因應國際政治競爭時代變化的逐漸僵化,不僅讓有能力但不太「聽話」的政治精英難以進入體制內,而且在那種「劣幣逐良幣式」政治生態中會讓「善於鑽營」的人攫取體制內「高位」,給國家前途命運的丕變埋下隱患。美國在政治建設方面奉行西方「三權分立」權力制衡政治體制傳統,建立了聯邦共和政體。這種政治體制的社會動員能力甚至不如蘇聯,如「二戰」期間蘇聯的軍事動員力讓世人震驚,但美國政治體制的優長在於能確保各類政治精英通過正常管道進入體制內,保證一旦政治上某項戰略決策失誤卻能得到及時糾偏。

蘇聯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傳統東正教教會活動參與積極性、傳統政治組織模式乏力等政治建設方面的基礎和「不足」,為此形成了強有力的「史達林模式」,但卻對該種新生社會主義模式本身之難以調適問題的嚴重性估計不足。美國則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新教教會民主參與積極性、新教傳統民主政治模式乏力等政治建設方面的優長和「不足」,將「邦聯」政治體制強化為「聯邦」政治體制克服了其「不足」。

從國家戰略競爭角度相比較而言,在矯治國家戰略決策失誤的問題上,相對於蘇聯「史達林模式」,美國「三權分立」聯邦政治體制似乎在頂層設計上「更勝一籌」。

2.經濟建設方面原因。蘇聯實行「純而又純」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的國家基本經濟制度,「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迅速建立起了國民經濟命脈。但這種經濟體制之「不足」在於對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反映不靈敏不及時、受決策者主觀因素影響容易導致國家各領域發展不平衡並會對國家其他方面建設構成「瓶頸」等。美國在經濟建設方面,緣於其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社會性質,經濟問題是公民個人私事,經濟發展為資本逐利性驅使而在各領域較為均衡,期間緣於「看不見的手」市場調節的滯後性,私有制經濟會出現生產過剩危機,但政府能通過適時政策調適助其渡過難關。

蘇聯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傳統村社經濟社會生產關係落後難以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等經濟建設方面的問題,但在根本變革社會生產關係的基礎上卻始終未能找到有效的辦法以彌補高度集中之「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本身的「不足」。美國則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新教傳統市場經濟活躍、傳統市場經濟宏觀調控「跟不上」等經濟建設方面的優長和「不足」,在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倒逼」背景下想方設法克服了其這方面「不足」。

從國家戰略競爭角度相比較而言,在挖掘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動力方面,相對於蘇聯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美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似乎顯得更為成熟和理性。

3.文化建設方面原因。蘇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統領國家文化建設工作,牢牢掌握國家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給國家和人民的行動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但緣於蘇聯馬克思主義時代化的自覺意識持續邊緣化,國家意識形態工作逐漸僵化以致難以扭轉,不僅致使國家民族的文化發展萎縮,而且導致對社會事實情況反映「重度」失真、人民群眾對國家意識形態工作的不信任等嚴重問題。美國在文化建設方面,形式上「不限制」各類文化發展,僅技術性地通過制度設計支持社會主流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發展,一者滿足公民對豐富文化生活之需要,另者為國家文化擴張戰略(如「和平演變」戰略等)推進提供各種文化樣式支援。

蘇聯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濃厚傳統信仰文化氛圍、傳統官方意識形態工作薄弱等文化建設方面的基礎和「不足」,但在強化國家意識形態工作的同時卻未能妥當處理國家意識形態工作的適變問題。美國則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新教傳統文化活躍度高、傳統主流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受到挑戰等文化建設方面的基礎和「不足」,通過完善國家文化制度建設彌補了該方面「不足」。

從國家戰略競爭角度相比較而言,在優化意識形態工作方式、繁榮文化內容等方面,相對於蘇聯的文化建設體制,美國的文化建設體制似乎更為靈活和「接地氣」。

4.社會建設方面原因。蘇聯的國家福利制度迅速提升了人民的幸福指數,保證了人民教育、養老、醫療等方面的基本生活需要,但同時亦存在國家福利保障管道單一、福利制度本身存在嚴重不公平等問題。美國在社會建設方面,實行有限的國家福利制度,主要對經濟上突然陷入困頓之公民進行及時保障,並鼓勵各種社會慈善事業,鼓勵公民將幸福建立在自己的努力奮鬥上。

蘇聯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東正教教會社會保障傳統、官方福利保障缺失等社會建設方面的基礎和「不足」,通過建設現代國家福利制度從根子上解決了這方面「不足」。美國則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新教教會福利保障傳統、國家保障責任不到位等社會建設方面的基礎和「不足」,通過建立現代社會保障體系克服了這方面問題。

從國家戰略競爭角度相比較而言,在落實、維持國家社會保障的可持續性方面,相對於蘇聯的現代國家保障制度,美國的現代社會福利制度在制度設計上似乎更為經濟和客觀現實。

5.外交建設方面原因。起初,蘇聯實行積極的和平外交政策,全力支持其他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後來卻蛻變為「大國沙文主義」外交政策,甚至公然武力干涉社會主義陣營成員的社會發展道路;且一直承受著巨大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壓力。美國在外交建設方面,實行積極的對外擴張政策,旨在避免其「地盤」被共產主義運動侵蝕,亦承受著巨大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壓力。

蘇聯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傳統積極外交思維、對外「蠶食」擴張外交政策等外交建設方面的基礎或「不足」,但並沒有建立相應的國家制度以免滑向對外侵略擴張的「積極外交陷阱」。美國則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傳統殖民思維、對外擴張外交政策等外交建設方面的「不足」,政黨政治交替執政的國家政治制度設計有效規避了對外擴張外交政策所帶來的壓力風險,及時調控其所產生的國家外交不利後果。

從國家戰略競爭角度相比較而言,在矯正外交政策之方向錯誤方面,相對於蘇聯的外交建設體制,美國的外交建設體制似乎更成熟、更具有靈活性。

三、現代國際秩序走向及中國之未來命運

在各自文化人格潛在支配下,中美兩大國進行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外交等基本方面建設。從國家戰略競爭角度分析結果表明,中國在政治建設、社會建設、外交建設方面的客觀效果優於美國,並且在經濟建設、文化建設方面的未來走勢亦好於美國。在當前中美戰略競爭時代,隨著時間推移,有利的局面會大幅向中國方向位移,中國繼美國之後引領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形成以來之現代國際秩序走向的態勢,將愈發明顯。

1.政治建設方面比較。在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過程中,中國政治建設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一是社會政治結構從「家-天下」「家-國」的皇朝政治組織模式轉變成了政黨-國家的現代政治組織模式。二是政治制度建設形成了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的政治制度體系。三是形成了確保中央權威的科學制度設計,既保證國家政治動員力,又促成國家範圍內良好政治生態。而在美國崛起過程中,其政治建設亦發生了重要變化。一是從「邦聯」這一聯盟式「國家」體制轉變成了「聯邦」這一真正主權國家體制。二是建立了徹底意義上的「三權分立」政治體制。三是將西方意義上的法治傳統貫徹到了國家每個角落。

中國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傳統皇朝政治組織模式落後、傳統政治領導核心不夠有力等政治建設方面的嚴重「不足」,為此形成了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的政黨-國家政治組織模式和社會主義現代國家制度。而美國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新教教會民主參與積極性、新教傳統民主政治模式乏力等政治建設方面的基礎和「不足」,為此進一步完善了國家政權體制,將「邦聯式」國家體制轉變成了「聯邦式」國家體制,提升了國家政治建設能力。

相比較而言,從國家動員力來看,美國政治建設要弱於中國,如在半個多世紀前的抗美援朝戰爭中美國國家動員能力甚至不如當時的中國。從對社會政治精英的吸納能力來看,社會主義國家由於意識形態方面嚴格要求,在吸納社會政治精英的能力上弱於資本主義國家;但就社會主義中國而言,吸納社會政治精英的難題得到根本解決。一者,經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各類社會政治精英團結在自己周圍;另者,通過確保中央權威加速了體制內政治精英群體的「更新換代」頻率,如中共十八大以來的「打虎」「獵狐」「拍蠅」等。

從國家戰略競爭角度來看政治建設效果,客觀講,目前發展態勢更有利於中國,美國被落下的距離會越來越大,如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國家防控就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這一點。

2.經濟建設方面比較。在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建設發生了「翻天覆地式」變化。一是封建經濟形態轉變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現代經濟形態。二是從早期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轉變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總量和實力躍居世界第二。三是國家民族的技術創新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成為了世界智慧財產權大國。而在美國崛起的過程中,其經濟建設亦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是持續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抓住各種歷史機遇成了世界頭號經濟體。二是在世界經濟的舞台上從邊緣走到了中央。三是國家民族的技術創新能力得到持續提升,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世界智慧財產權強國。

中國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傳統小農經濟社會生產關係落後不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市場經濟沒有發育條件等經濟建設方面的嚴重「不足」,為此努力建設以公有制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現代經濟體系,社會生產力(包括國家軍事實力所依憑的國家科技力量)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而美國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新教傳統市場經濟活躍、傳統市場經濟宏觀調控「跟不上」等經濟建設方面的基礎和「不足」,為此統一國內市場,開拓國際市場,社會生產力(包括國家軍事實力所依憑的國家科技力量)得到了迅猛發展。

相比較而言,從經濟總量來看,美國明顯大於中國,美國是當今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中國經由其基本經濟制度領導著國民經濟命脈,並且中美都是超大型經濟體,從國家對整個經濟的動員能力來看,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本經濟制度的美國明顯弱於中國,如中美貿易戰中美方的每每經濟攻勢被巧妙化解就能說明問題。從經濟支持的科技力量來看,美國科技實力整體上強於中國,但在重要技術領域(如航太、軍工等領域)中美兩國亦「各有所長」。從經濟依存度來看,中國具有經濟發展程度呈階梯狀的廣闊國內市場迴旋空間,在對外經濟依存度方面遠低於美國。

從國家戰略競爭角度來看經濟建設效果,客觀講,未來發展趨勢更有利於中國,與美國經濟的差距(包括體量差距)會越來越小。

3.文化建設方面比較。在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過程中,中國文化建設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是官方意識形態指導思想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以經學為代表的儒家學說轉變成了馬克思主義(廣義)。二是社會思想觀念更為多元化,從相對單純的「獨尊儒術式」社會觀念形態轉變成了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儒家思想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並存的社會觀念結構形態。三是直面西方文化競爭,中華文化實現了「觸底反彈」,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更廣、更深、更大。在美國崛起過程中,其文化建設亦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是美國社會主流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系統性、理論性得到了大幅提升,成為了世界文化市場的重要參照標準。二是美國文化的效用功能得到了全面拓展,不僅用來豐富公民日常精神生活,而且用於國家政治目的,成了國家重要軟實力。三是美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從國別文化發展成為了世界文化。

中國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傳統文化歷史底蘊深厚、官方意識形態工作相對薄弱等文化建設方面的基礎和「不足」,為此一者建立完善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意識形態工作體制;二者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擴大並再度形成了中華文化的世界影響力。而美國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新教傳統文化活躍度高、傳統主流盎格魯-撤克遜文化受到挑戰等文化建設方面的基礎和「不足」,為此不斷完善文化支持制度,讓美國主流文化即盎格魯-撒克遜文化成為了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別文化。

相比較而言,從對社會觀念的整合效果來看,中國明確強調國家意識形態工作(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領導權建設,美國沒有明確類似方面要求,中國社會在主流觀念認同度上要明顯高於美國。從文化的繁榮度來看,美國緣於其「放任式」文化制度模式,在文化的「繁榮度」方面要高於中國,但同時美國文化中的消極成分亦多於中國。從文化發展路向之科學性來看,中國文化建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並且該指導思想在繼承中不斷發展,而美國文化建設沒有一貫指導思想,多仰賴其主流學者研究,國家文化發展路向在科學性上要大「打折扣」。中國文化發展路向的科學性要高於美國,如中美貿易戰攻防策略水準亦是雙方文化或智庫能力水準的重要表徵。

從國家戰略競爭角度來看文化建設效果,客觀講,未來發展趨勢更有利於中國,與美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差距會越來越小。

4.社會建設方面比較。在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建設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是國家重視社會保障工作,社會保障制度不但得到了快速完善,而且整合各方力量努力實現「全覆蓋」「不留死角」。二是勝利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了消除絕對貧困的歷史性勝利。三是社會治理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將社會隱患第一時間消除在萌芽狀態。而在美國崛起的過程中,其社會建設亦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一是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完善,陷入生活困頓的公民能及時得到保障。二是社會治理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治理主體間的聯動性、社會自組織水準等明顯增強。三是緣於移民政策,國家種族整合任務持續增重,民族融合能力徘徊不前甚至有弱化趨勢。

中國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社會救濟傳統、官方社會保障工作薄弱等社會建設方面的基礎和「不足」,為此建立現代國家保障制度,全面提升了國家治理能力水準。而美國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新教教會福利保障傳統、國家保障責任不到位等社會建設方面的基礎和「不足」,為此一者建立完善現代社會福利制度,很大程度上成為了福利國家,另者提升國家治理水準,具有較高的社會治理能力。

相比較而言,從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來看,美國社會福利制度要比中國完善,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有一定基礎,但體制內的保障制度更有力。不過換角度來看,美國社會福利制度亦給其政府增添了沉重負擔,並且公民福利提升空間狹小,處於徘徊水準狀態;而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近年來特別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發展迅猛,社會保障水準得到大幅提升。從社會穩定度來看,由於社會治理制度的性質不同,中國對社會成員活動的治理能力要高於美國,社會層面衝突的不利後果要小於美國。如特定社會衝突矛盾即將發生時,中國社會能迅速反應並加以控制和處理,而美國社會只有在衝突爆發後才有可能會得到處置,如層出不窮的「槍擊案」等,美國公民的社會安全感明顯弱於中國。

從國家戰略競爭角度來看社會建設效果,客觀講,目前發展態勢更有利於中國,在不少領域跟美國社會相比業已具有明顯優勢。

5.外交建設方面比較。在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過程中,中國外交建設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是「弱國無外交」的國際外交地位狀態得到徹底改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中國政府積極宣導下成為了當今國際法基本原則。二是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前提下,意識形態因素不再是影響中國外交的原則要素。三是中國從世界外交舞台的邊緣正走向中央,具有日益強大的國際影響力、號召力和引導力。而在美國崛起的過程中,其外交建設亦發生了重要變化。一是美國從世界外交舞台的邊緣走到了中央。二是意識形態因素在美國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的影響整體趨弱。三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策略性更強,國際信譽度處於下降趨勢。

中國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傳統「義大於利」外交思維習慣、國家利益原則、外交思維欠缺等外交建設方面的優勢和「不足」,為此一者宣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繼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和合」外交智慧。另者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有效維護了中國正當國家利益。而美國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傳統殖民思維、對外擴張外交政策盛行等外交建設方面的「不足」,但難以內在地抑制傳統殖民思維、扭轉對外擴張外交政策,糾結於外交政策性質取向(是實施積極的外交政策,還是對外擴張的外交政策)的選擇,在「積極外交陷阱」的懸崖邊上徘徊。

相比較而言,從外交政策的性質來看,美國的外交政策主要是進攻性的;中國的外交政策是積極防禦性的,中國外交政策在國際政治道德層次上比美國站得高。從外交政策效果來看,一者中國外交政策的國內效果優於美國。美國外交為部分利益集團所左右,不時將自己拖入戰爭泥淖;中國外交則以維護國家正當利益為底線,不胡亂「樹敵」,為自己國家民族發展創造良好國際環境。另者中國外交政策的國際效果亦優於美國。美國如今是國際社會「麻煩製造者」,雖提供了部分國際公共產品,但給世界帶來的災難更多,負外部效應明顯。中國外交「絕不放棄自己的正當權益」,亦「絕不會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來發展自己」,產出的是共贏效應。

從國家戰略競爭角度來看外交建設效果,客觀講,目前發展態勢更有利於中國,當前的美國外交政策是不可持續的。

結語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強行拖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形成以來的現代國際秩序體系,備受欺凌,「喪權」「賠款」「割地」等不公正國際對待「猶如家常便飯」。在外部壓力和內在自覺雙重因素作用下,無數仁人志士以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為己任,前仆後繼,矢志探索讓自己國家民族「站起來」的道路。在此過程中,晚清政府腐敗守舊,沒有能力找到這條道路;以國民黨為代表的部分資產階級政治精英似乎「摸著了門路」,但將黨派私利置於國家民族利益之上而喪失了歷史機會。最終,是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引領下找到了這條道路,帶領中國進步政治力量讓中國「站起來」了,實現了民族獨立和國家自主。在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接力引領下,特別是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讓「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這一不易成績的取得,是中國政治精英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引領中華民族不斷「認識我自己」的結果,是中華民族中華文化傳統倫理型文化人格之「不足」得到抑制、其優長持續釋放正能量的結果。中國走到今天,我們不僅要總結歸納中國發展這一世界事件之有益經驗做法,更是要找到中華民族走到今天取得偉大成就、實現偉大復興正可期的「基因密碼」,揭示出其在現代國際秩序中與其他世界大國的政治競爭力優勢。在中美戰略競爭時代,中國道路的世界影響力不僅僅是建立在對其成功經驗做法的理論化提升上,更是建立在中國將引領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形成以來之現代國際秩序走向的國際政治競爭力上。

(作者為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研究員)

(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原刊於中評社刊發、中評智庫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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