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個人或家庭都要量入為出,不可寅吃卯糧,這個道理在國家社會同樣適用,所以各國都重視財政紀律,年度預算赤字不可過大,累計公共債務也須在可控範圍之內,不可恣意揮霍,累積龐大債務,以免在面臨巨大危機時無法應對。70年來,我國一貫力行穩健的財政政策,盡量將政府債務維持在最低標準,但近兩年蘇內閣不重視財政紀律,平均赤字由GDP的0.1%飆升到1.6%,即將達到舉債上限,朝野不能坐視蘇內閣揮霍無度。

把舉債上限當尚方寶劍

冷戰時代台灣兵力維持在80萬到60萬之間,軍備負擔沉重,但政府財政收支基本上都能保持平衡。蔣經國傾力投入「十大建設」,但他辭世後的1990年,政府累計債務才1500多億元,不到年度經濟生產的4%。李登輝時代大幅舉債推動「六年國建」,政府累計債務大增,因而引發各界關注,遂檢討刪減計畫內容,1996年並通過《公共債務法》控管國家債務,宣示在2001年之前達成預算平衡,果然提早兩年達成目標,累計債務也控制在1.4兆元。

2000年之後,社會福利支出快速增加,預算赤字和舉債規模越來越大,在陳水扁政府被輪替前的2007年,公共債務已經來到3.7兆元、GDP的32.1%;而且政府編列預算時的關注焦點,已經不是在設法減少債務,而是思考如何在《公共債務法》的規範上限(中央為3年平均GDP的40.6%)內,繼續增加支出預算來迎合地方和選民。過去特別預算頂多就是幾百億元,但近年來動輒數千億元;今年5月通過的《新冠肺炎紓困特別預算修正案》,將特別預算原案從4200億元大舉提高到8400億元,還沾沾自喜宣稱中央還有1.7兆元的舉債空間,彷彿只要不將法定舉債空間完全用光,就可以漫無限制地繼續舉債。

這種「只要未達上限,就可任意舉債」的心態,和政府舉債的原意背道而馳。政府可以舉債施政,是因景氣不佳時,稅收下滑但支出卻反向增加,所以用舉債來融通赤字;但其前提是在當景氣恢復稅收增加時,可以用盈餘來消弭先前的赤字,長期間得以保持收支平衡。但今天政府的財政心態卻非如此,在景氣恢復財政應可有盈餘時,卻不負責任地恣意擴張支出,讓預算赤字和累計債務持續擴大,令巨額公共債務成為常態。

一般評論公共債務問題時,總認為台灣公共債務比例低於國際,仍有舉債空間,其實似是而非。台灣和新加坡過去都是維持財政平衡的模範生,目前新加坡還是如此,台灣卻每下愈況,還反將法定舉債上限奉為尚方寶劍,是一種不長進的墮落行為。歐美日等先進國債務比例確實更高,但台灣不是歐美日,發行的貨幣不是國際通貨,無法像他們在急迫時可以印錢救急。我國當前國際地位特殊,緊急時不可能獲得國際機構支援,也絕難得到其他國家援助。因此,維持平衡的財政狀態,讓國家面對危機時都得以用人民願意購買的債券來進行融通,是極為重要的。

政府的遠見落入後段班

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時,政府不得不以巨額預算赤字應對,2009年預算赤字高達4392億元、占GDP的3.4%,超過歐盟警戒值3.0%。但隨後努力消除,到馬政府最後兩年(2015~2016),赤字已降到平均345億元,僅占GDP的0.2%。接續的蔡政府在前3年(2017~2019)維持良好財政紀律,平均赤字63多億元、占GDP約0.1%。但這兩年(2020~2021)卻如同脫韁野馬,赤字分別飆升到2781億元和3640億元,平均占GDP的1.6%。

今年赤字雖未超過2009年金融海嘯,但次年危機就獲得控制,當下卻面臨變種病毒隨時可能爆發,極可能需要更大規模的紓困和防疫支出,加上兩岸對抗持續升高,必須增加對美軍事採購,及先進武器的研發與自製,少子化是國安威脅,需進一步提高對嬰幼兒的生養補貼,老齡人口增加,也需投入更多經費照護,1.7兆元舉債空間即將用光,勢必留下沒有舉債空間的爛攤子給下屆政府。

蔡政府三番兩次自吹自擂目前為「台灣經濟最好的時候」,卻讓公共債務急遽增加,面對嚴峻的政治、經濟、能源、氣候和病毒風險,應對危機的韌性卻急遽流失,最近一次世界經濟論壇評定「政府的遠見」,在141個國家中排名79,落入全球後段班,這個沒有遠見的政府,下次選舉不該被輪替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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