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筆下的郭靖郭大俠,雖生長於蒙古大漠,卻堅定為宋朝鎮守襄陽,最後以身殉國,其為國為民,誠俠之大者也。不過,此般可歌可泣的故事,畢竟是小說家言,毋需太較真。

漢江邊 發思古幽情

在真實歷史上的南宋末年,卻有李曾伯收復並經營襄陽的過往。而今在襄陽古城西南外的真武山東麓,還留著摩崖碑刻,上頭記載著:「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調都统高達、幕府王登提兵復襄陽兩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銘于峴,其銘曰:壯哉峴,脊南北;翳塘壑,畿陵谷。乾能央,剝斯復。千萬年,屏吾國。」

關於這段,對詞風直追辛棄疾的李曾伯來說,自然也寫了一闕交待之,用的詞牌是〈滿江紅〉,上片如此:「千古襄陽,天豈肯、付之荆棘。宸算定、圖回三載,一新堅壁。狼吻不甘春哨衄,馬蹄又踏寒灘入。向下洲、一鼓掃群胡,三軍力。」

此時的我,正在漢江邊上發思古之幽情,身旁是此程一起參與湖北文史體驗營的夥伴,年輕的同學們紛紛拿起相機留影,捕捉藍天碧水的景觀。前方不遠處,就是這座血淚斑斑的襄陽城。然而在行程安排上,我們並沒有在襄陽停留太多時間,只能算是路過。縱使心頭湧上一股慷慨激昂,亦未及細細思量,且兀自收拾壓抑之,接著與大部隊上路。

離開襄陽後,遊覽車即往武當山駛去,又是兩百餘里的路程。閒來無事,我在手機上翻閱李曾伯的文集《可齋雜稿》,恰見第三十四卷開卷又是一首〈滿江紅〉,題為「登均州武當山」,不就是我即將抵達的地方嗎?

登武當山 慕道求仙

「鎮日山行,人倦也、馬還無力。遊歷處,總堪圖畫,足供吟筆。澗水綠中聲漱玉,嶺雲白外光浮碧。信野花、啼鳥一般春,今方識。」

讀罷不禁暗歎,這也正是我們這一行的寫照啊。雖說如今湖北這兒的高速公路已修建得相當舒適便利,但幾日下來充實的行程也不免舟車勞頓,令人有幾分疲倦。而沿路的風光與故事又是那麼動人,真可以端上東坡詞中所謂:「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尤其是登上武當那天,天氣一掃前幾日的酷熱,涼爽宜人。山間雲霧繚繞,仿若仙境,也無怪乎此地為道教聖地,千百年來慕道求仙者眾,連明成祖朱棣都選擇武當為其神道設教之所在,其真武大帝信仰也成為有明一朝之國教。在武當山上,留有幾通明朝皇帝的御製祝文,繫年皆為各代年號之始,例如宣德元年、正統元年、景泰元年、成化元年等,亦即新皇帝甫登基便要來此祈求國運昌隆,武當山的地位由是可見一斑。

倭寇屈服 我武維揚

此外,猶有一方碑刻引人注目,上書四大字:「我武維揚」。全文依稀可辨,且錄於下:「革命軍興時追隨最高統帥蔣公轉戰南北,戡平内乱,周覽名山大川,恒以未登元岳為憾。兹值奉命捍禦外侮,得便親臨絕頂,適捷報傳來,倭寇屈服,天柱峰儼若。

我武維揚

受降城,喜我武之維揚,增名山之彩色,爰題碑以茲紀念。

中華民國卅四年八月中瀚 劉峙」

原來是民國三十四年的八月中,當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到駐軍此際的劉峙將軍處,他有感而發記下這麼一段。抗戰時期,武當山一帶的道觀多作為臨時醫療機構,收容在第五戰區受傷或感染日軍毒氣的軍民。想來,當對日抗戰獲得了最後勝利,消息傳來,在武當山的中華兒女肯定各個是欣喜若狂吧,其景可參老杜之〈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一詩所寫情狀: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巧的是,劉峙將軍便是在聞訊後不久,由湖北開赴河南,代表第五戰區正式接受日本投降,應了杜詩末句的「便下襄陽向洛陽」。

是啊,正是這句「便下襄陽向洛陽」,總結了從唐朝、宋朝乃至於近代中國人,對於收拾山河、光復家國的喜悅。襄陽於茲不僅僅是地理上縱橫八方交通的兵家必爭之地,更是每個中華兒女的心理歸屬。思及至此,我先前在漢江水畔所克制下的情緒再度迸發出來。倘若不是親身探訪、親眼聞見,這些字字句句,恐怕還是靜靜地躺在浩瀚的卷帙堆,平時不容易讓人覺察,更談不上有著如此驚心動魄的遭遇。都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誠哉斯言。中華民族的壯烈篇章,非得在千里江山的映照下,在唐詩宋詞的交融中,方顯珍貴,熠熠生輝。(王璟)

(本文由台北市兩岸人民交流服務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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