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多數生活在台灣的台灣人,都與台灣的命運休戚與共;因此,「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是愛台灣的」這個判斷,估計不會遭到太多頭腦清晰者的反對。換言之,即便是筆者對民進黨的施政很有意見;也願意相信絕大多數支持綠營的台灣人,甚至是民進黨的核心人物,也是愛台灣的;惟其前提是不能抵觸自己的利益。

既然藍綠群眾中頭腦清晰者,均能承認彼此間的政治傾向雖然不同,但愛台灣的心卻是一致的;那為什麼藍綠群眾對不同的執政黨,卻抱持著幾近完全相反的信賴度與接受度?我們撇去那些因為某一政黨執政而能直接獲益者不論,藍綠群眾對不同的執政黨的施政認同度之所以極為不同,那是因為藍綠群眾應用了截然不同的「典範」去解讀不同的執政黨的施政。

「典範」(Paradigm,亦翻譯為「範式」)是一則學術用語,一開始被用來描述科學上不同的概念,現在則用來描述科學上或者認識論中的一種思維方式;我們若是用一個通俗的詞語代替,就是「世界觀」(world view)。典範本身並不解釋任何事情,典範是人們用來組織觀察和推理的基礎模型或參考框架。在自然科學領域,當典範的缺陷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來越明顯時,新的典範就會出現,並且取代舊的典範。例如,「日心說」取代「地心說」。

透過典範分析問題有兩個優點:一、能夠更好地理解那些採取不同典範者所做出的,看起來十分奇異的觀點和行為;二、能夠跨出自己熟悉的典範看問題,並從中獲得意外的收穫。在自然科學中領域,從一種典範取代另一種典範,代表著從錯誤觀念到正確觀念的轉變。

在社會科學領域內,典範並無對錯之分,只有是否受歡迎的變化;某種典範一旦形成,就很少會被徹底拋棄。典範作為一種觀察方式,只有用處大小之分。典範之所以很難判斷其對錯,因其內含非常多的變量,很難對其進行價值判斷;所以「終極價值」,或是「普世價值」,往往只能是人云亦云。這就像是南方人愛吃米飯,北方人喜吃麵食;伊斯蘭教徒吃牛肉,印度人卻視牛為神聖,高階種姓者,不但不吃牛肉,甚且茹素。換言之,某一個或一組事實,會因為應用的典範(工具)不同,而有不同的呈現。人們不可能透過單一典範,而能看到一個四面八方無誤的「真實」。

政治乃眾人之事,其所涉之領域主要偏向社會科學,也涉及人文學科,其與自然科學的關係很小。由於社會科學領域內的典範乃多元存在,因此透過不同的典範看政治事務,其結果也必然是多元紛呈,難以定於一尊。在不同的時空裡,同一種典範,完全可能獲致完全相反的評價;因此,人們評價事務,必須回到當時的時空環境;以今日之是評價昨日之非,並非不可,但必須非常謹慎。那些個缺乏時空現實感的人評價事務,很容易獲得一種淺薄,甚或是荒謬的結論。

在典範的視角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藍綠群眾爭執的根本源頭,乃在於雙方應用的典範不同,致使藍綠群眾對某一件事情,獲致了不同的認識結果。也因為如此,藍綠群眾間的溝通,經常陷入雞同鴨講。實際上,由時雙方應用的典範差距太大,藍綠群眾間要進行有效溝通,極為困難;因為溝通的過程,要相互理解,甚至某程度的認同度方所持觀點,這就會進入一種「典範妥協」過程。妥協較多的一方,會感覺失去更多利益,有時候失去的不只是情感利益,甚至就是物質利益。兩岸關係亦復如是,在缺乏共同典範的前提下,小確幸與民主自由,很難對大國崛起面臨的挑戰與心境產生共情。典範差異造成的國際關係問題,亦十分普遍,全世界各文明(文化)之間之所以衝突不斷,多源於此。

一個政黨若想要取得執政資格,或是維持住執政地位,必須根據其所處社會的主體文化,來決定處理事務所當應用的典範;若非如此,該政黨必將因對所處社會的把握失準,而長期陷執政或競爭困境。我們就以台灣解嚴後幾十年的政治活動為例,台灣社會迄今仍遠不是公民社會,而是道道地地的華人(以中國南方為主流)社會。中國南方社會,因為歷史與地形等原因,農村多為同姓集居,村民共同生活,團結禦敵。閩南鄉下到處建有土樓,為的是抵禦近鄰劫掠,而絕不是防範遠道從北方來的土匪(其時交通不便,除非遇上改朝換代,盜賊多在方圓數百里之內出沒)。在南方的農村里,凡非本姓者,均為外來戶。外來戶絕不可能在本村立足,更不要妄想有什麼發言權或影響力。外來戶的女性尚可選擇嫁入本姓農戶,融入農村;但是外來戶的男性除非入贅,只要有選擇機會,必然會(理性決定:他也只能這麼選擇)離開該農村。

台灣在進入所謂的民主時代後,西方發明的民主政治制度,長期淪為各種利益的分配工具;西方民主制度所蘊含的核心價值,雖然也一定程度的暈染了台灣人的思維方式,但是尚未成為台灣人的共同典範。民進黨在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對台灣人描述的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願景,實際奉行的卻是中國南方農村的基本運作模式。民進黨的各個派系,就像是一個又一個閩南農村,農村先是內部競爭,選出頭人;之後再與其他農村競爭,選出更大的頭人。總體來說,各農村之間再怎麼相互攻訐,當推選出共同的頭人時,所有的農村還是願意一致對外,最終果子仍然落在民進黨這個大的部落內。

早在清朝初年,台灣就不斷反覆演繹中國南方農村間的競爭模式。漳泉械鬥,有很長的歷史,大清皇帝也無可奈何。雍正曾言:「閩省文風頗優,武途更盛。而漳、泉二府,人才又在他郡之上,歷來為國家宣猷效力者,實不乏人。獨有風俗強悍一節,為天下所共知,亦天下所共鄙。」閩南族群遷居台灣後,仍然鬥毆不止;其後客家人抵台,則又展開了閩粵(客)械鬥;偶爾也有漳泉客械鬥串場。這些就發生在台灣土地上的歷史事件,均清楚說明了分類械鬥乃是華人競爭生存資源的基本模式。

國民黨在後蔣經國時期,缺乏強人領導;李登輝強則強矣,但這位「民主先生」也正是裂解「外來政權」的木馬屠城者。缺乏大陸鬥爭經驗的國民黨高層群體,長期不能認清華人(台灣)社會的本質,仍為道道地地的華人南方社會;天真的以為源於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能夠在缺乏類似西方社會文明的典範情況下,也能在台灣成功實施。國民黨高層群體或許正是基於一種對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認同,所以在執政時,便急忙想要交出黨產,退出校園,甚至主動裂解自己僅存的「村組織」(例如:取消退休將領的年終福利)。殊不知,國民黨以前之所以能夠勝選,那是因為兩蔣時代,全台灣被強行揉合為一個村組織。強人只允許大家從中華民國、復興基地、光復大陸所建構的典範來看待一切政治事務。誰要是逆反這個典範思考或行動,不但是政治不正確,還會被多數台灣人認為是本體論層級的認識不正確。

兩蔣之後,國民黨內能夠進行短中長程觀察時局,深刻理解華人(台灣)社會的高手日益稀少。即便有一些,也沒有施展的機會。這或許可以說是國民黨的氣數,也可以說是台灣的氣數。放眼看去,當前國民黨僅存的「村組織」就是黃復興;但是眷村二代中最年輕的也已經步入中年;除非徹底改造,黃復興有一天也會像眷村一樣成為古蹟;至於國民黨的各地方派系,不過是閩南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宗親與地方利益下的各種組合,其與前段所說的中國南方農村運作模式無異;而且早已被民進黨的地方派系所瓦解。

總體來說,國民黨的前途難以樂觀看待;如無意外,例如:強大的外在力量介入,或民進黨失心瘋發作,反覆觸怒「本村」村民。2024年,民進黨仍將獲得勝選;而國民黨將再一次分裂,乃至於逐步消亡。國民黨想要改變命運,必須具備幾個條件:一、在華人傳統文化下,要有一位至少是相對強勢的領導出現,能夠搓和或是強力擺平不同意見者,儘速發展並穩固國民黨的各個「村組織」;二、必須準確把握台灣社會的特性,嫻熟的運用台灣人能夠接受的典範,質量並重的做好黨建工作;三、推動兩岸關係的改善與西方民主制度的實踐,其能動性必須以極為靈巧的方式展現;這一點需要非常精緻的推敲與各種複雜情況的模擬;而且肯定得用上遠交近攻與合縱連橫。

遺憾的是,當前的國民黨似乎並不具備上述三個條件中的任何一個。台灣的未來,究竟是將毀於正在發動台灣文革的一個小型太平天國政黨的手中;還是能夠蛻變成功,扮演中華民族偉大文明復興過程中的槓桿角色,無人能知。《聖經》箴言書裡寫道:「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天意不可測,筆者願為台灣能出大衛王而不住地禱告。(作者為法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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