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於民國60年(1971年)10月25日退出聯合國,至今已達50年。我因為中華民國過去在聯合國一共掌握了26年的中國代表權,而有一段特殊的聯合國經歷。

聯合國各會員國包括中華民國在內,每年派出一名實習生赴聯合國實習,實習目的在於召摹進入聯合國工作的新血。1971年初,我以23歲之齡進入華府特區的喬治城大學研究所,因為讀的是外交,在資深報人余紀忠胞妹、教育部駐華府的文化專員余宗玲和文化參事張乃維推薦下,我得到聯合國實習的機會,這是很難得的,在我兩年留美學生生涯裡,該是最值得一提的事了。

在1960年代,中華民國外交上最主要挑戰,就是如何捍衛聯合國席次。在我踏上美國土地兩年之前,尼克森(Richard Nixon)當選美國總統,任命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為國家安全顧問,在東西方冷戰方興未艾、美蘇兩大強權於外交與武力相互角力的當刻,季辛吉準備打「中共牌」以牽制蘇聯。因此之故,我在喬治城大學讀書的7月間,尼克森派季辛吉密訪大陸,安排他前往大陸訪問。尼克森的意向,以後證實影響到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處境。

我初到美國,是個窮學生,也因此處處樽節開支。為了到聯合國實習,8月間我搭四小時的灰狗巴士到紐約,住在也曾參加這計畫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生張顯鍾家中。張顯鍾已婚,家在紐約較為落後的布朗克斯(Bronx)區,到曼哈頓聯合國總部報到那天上午,我搭內外滿是塗鴨的地鐵前往,地鐵擁擠得很,我首次搭乘並不順利,因此遲到了。

當我滿頭大汗地抵達簡報會場時,一名烏干達籍聯合國官員正向所有實習生做簡報。烏干達那年一月剛發生政變,由軍人阿敏(Idi Amin Dada)取得政權,進行殘暴統治。那名黑人官員見到我,問都不問,馬上直接對我說:「中國代表權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我因初來乍到,對情況完全不瞭解,決定先不做回應。

那一個月,我在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實習,被安排到一位蘇聯籍官員處,幫他整理文件;又有許多參訪機會,其中一次是到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由後來當選總統的大使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親自接見。

布希和我們對談,提及中國代表權時,他指出應該要以「雙重代表權」來解決問題,也就是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一起進入聯合國。我很年輕,對聯合國代表權的見解是根深柢固的──漢賊不兩立;於是我發言,強調中華民國不贊成雙重代表權,因為中共沒有資格在聯合國裡代表中國,早在韓戰時,就已被聯合國譴責為「侵略者」了。

布希大使看著我,回答說:「年輕人,你講的論點根據來自你所受的教育;但是,請你相信我,美國正在盡全力維護你們在聯合國的席位!」在外交領域裡,公理正義往往不是首要的考慮,現實與實力才是,由布希親自告訴我了。事後,印度的女實習生跟我講,她認為我對布希大使講的那些話「不太合適」,我則解釋了我的觀點,這其實也是我在實習之初想跟那位對我下馬威的烏干達官員想講的話。

胡為真在聯合國實習期間,與其他國家的實習生互動。(圖/胡為真提供)
胡為真在聯合國實習期間,與其他國家的實習生互動。(圖/胡為真提供)

聯合國總部一共有39層,各國代表團都在其間設有辦公室。為期一個月的實習,我從週遭環境及同儕的言談裡,深刻地感受到中華民國外交處境之險惡,我沒有去拜訪中國代表團,因為他們一定正為即將到來的代表團維護戰而忙得團團轉吧。實習結束時,當時緬甸籍的聯合國祕書長宇譚(U Thant)召見大家,分別合影留念,並發證書。沒有料到的是不到兩個月之後,我國在聯合國代表團就出現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布希大使之言其實透露了當時美方的因應計畫,美國確實提出雙重代表案,不幸的是還沒有機會表決,而我則成為中華民國最後一位派到聯合國的實習生。

我回到華府之後,第26屆聯合國大會9月揭幕,是中華民國能否保有聯合國會籍的生死關頭,我們派出龐大人力因應。中華民國從1949年中共建政起的22年來,為什麼能繼續代表中國,有三個主要因素。

其一,自1950年起,以蘇聯為首的親共國家即提案要求由中共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而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則從程序角度提出聯大常會暫不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的「緩議」案,那時因為中共參與韓戰等事件,美國影響力大過蘇聯,因此「緩議」案發生了作用。

其二是1960年代起,亞非新興國家紛紛加入聯合國,使得支持中共的會員國愈來愈多,迫於國際情勢,美國改變策略,提出把中國代表權歸為「重要問題」案,這樣就需要有2/3會員國同意方能通過。

其三是我方也與非洲許多新興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讓非洲國家成為支持我國的另一股重要力量,故而在其後十年間,每年都獲勝。

可是,1970年聯大表決「中國代表權」是否為重要問題案時,雖然以66票對52票通過,但接著表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案時,卻是51對49票,雖未過2/3,但已超過兩票,這是嚴重警訊,導至今年的情勢更為緊張。所以那年不但美國設法聯絡其他國家支持我方,對我友好的日本佐籐榮作政府也派出了四個代表團到國外為我拉票。

10月25日下午的聯大第1976次大會,除了「重要問題」案之外,主要是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的三個議案,第一是阿爾巴尼亞等23個國家連署提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案即排我納共案,二是以美、日等19個國家連署提出的「雙重代表權」案即一個國家兩個治權政府,第三是沙烏地阿拉伯提出、僅一個國家連署的「一中一台」案。

首先表決「重要問題」案時,後來成為我好友的前情報局長胡家麒因當時以國防部公費留學生身份,被徵召維護代表團安全而在場,他親眼見到原先支持我政府的墨西哥、智利因受季辛吉此刻正在大陸北京未回,因而倒戈投反對票,以及其他友我國家棄權,乃至於我方以4票之差落敗,主張應經2/3多數決的防線崩潰。

代表團團長周書楷見大勢已去,為了國家尊嚴,在阿爾巴尼亞提出的「排我納共」案表決前,提出程序問題發言,他走上發言台,義正辭嚴地作了演講並宣布:「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接著他率領我方的代表團步出會場。美國在聯合國的首席代表布希立即走過來陪同周書楷團長拾步而出,走至半途,日本代表團首席代表愛知揆一也離座一起陪著走。

目睹整個過程的胡家麒和我方所有人員以後回憶,那時的悲憤實在難以形容。

這件發生於50年前的國家大事,對我的影響深遠。我才到聯合國實習一個月,中國代表權竟然發生如此變化,心情至為沉痛,一心只想要更加用功,儘速完成碩士學業,返回台灣為國效命。由於我在出國前已經通過了外交領事人員乙等特考,於是在民國61年10月返回台灣後,便進入外交部服務,若干年後還從事國安工作。

民國108年(2019年)3月,是初春之際。我和友人搭機到大陸追尋父母親當年在大陸的腳蹤,在南京祿口機場落地,此行我有機會參訪了「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卻令我不快。

所謂「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其實就是當年南京的中華民國總統府與行政院。我從總統府正大門進入,在長廊前我仔細看了文字記載,發覺是背逆歷史的寫法,就告訴當地陪訪人員──怎麼可以寫中華民國的歷史只到1949年呢?中華民國沒有滅亡,到現在還傲然立於台澎金馬以及千千萬萬海內外中國人的心中啊。

1971年聯合國祕書長宇譚親自頒發的實習證書。(圖/胡為真提供)
1971年聯合國祕書長宇譚親自頒發的實習證書。(圖/胡為真提供)

這就要講到聯合國了,聯合國展現的歷史事實,從來就是最真實的,任何人或國家都無從改變。從聯合國的代表權來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不同性質的政府之名,中國在聯合國有一個重要席次,不僅是聯合國五個創始會員國之一,而且是安全理事會擁有否決權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也因此,我中華民國國旗,曾在聯合國所屬歷史建築飄揚直到幾年前。

1945年10月聯合國在紐約成立之後,在永久總部於曼哈頓興建期間,臨時總部便設在距曼哈頓約一小時車程的長島拿索郡(Nassau)成功湖(Lake Success)馬卡斯大道(Marcus)一棟大樓園區。

安理會在1946年3月臨時總部舉行首次會議,討論伊朗控訴蘇聯在亞塞拜然的駐軍,超過1942年蘇、伊、英三邊條約規定的期限。首次會議便是由中華民國代表郭泰祺任主席,因為5個常任理事國中,「C」是最前頭的。以後聯合國總部搬遷到曼哈頓現址,原先的臨時總部則成為歷史建物,永遠保持原樣,因此中、美、英、法、俄5國國旗也曾原樣飄揚在前方廣場,而中國國旗就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未因中國代表權的政府改變而立即被撤換。更重要的是,《聯合國憲章》第23條關於安理會組織的規定,仍由中華民國領銜,列出5個常任理事國,迄今未改。

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代表中國,直到1971年,遠遠超過大陸當局聲稱所謂中華民國「滅亡」的1949年,我到聯合國實習就是我個人生涯裡對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直接見證。雖然1971年10月25日以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代表中國,但如果不承認這之前中華民國的中國代表權,那麼1949年到1971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是一個國家呢?如果是政府又是國家,1971年以後的中華民國,當然既是政府,也是國家。

中華民國的國格與尊嚴在這裡,絕不容任何人侮辱。我國立國至今已110年了,現在仍然繼續在各個層面協助許多開發中國家,更為大量的官方和非官方國際組織做出方方面面的貢獻;世界要能正視,大陸同胞要能正視,在台灣內部則更應好好維護,並教育下一代,凡是海內外的中國人,不但不能忘記我們國家的光輝歷史,更要引以為榮!

(本文由前總統府資政胡為真口述,作家汪士淳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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