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1日台北市忠孝橋引道拆除工程提前達成,維護北門的「金鐘罩鐵布衫」拆除完畢,北市西區的天際線重現北門古蹟的風采。(方濬哲攝)
2016年2月11日台北市忠孝橋引道拆除工程提前達成,維護北門的「金鐘罩鐵布衫」拆除完畢,北市西區的天際線重現北門古蹟的風采。(方濬哲攝)

2016年猴年伊始,台北市最吸睛的地方大事,當屬時有驚人之舉的台北市長柯文哲,決意動工拆除忠孝橋在北門一端的高架橋引道,而且在他高效能地指導促成之下,約莫6日內即大功告成,故當台北市民從新春連假中恢復上班,途經北門一帶時,才驚覺這會兒,在台北車站西側的台北「北門城門」以新姿重現江湖,她終可「揚眉吐氣」一番了。

台北北門正式名稱為「承恩門」,取其「承接天恩」之意,因為她面向進出台北城樞紐的淡水河水道,在百餘年前,她即為原台北府城城牆防禦系統中(計有五門),最重要的城門閘口。

台北北門與台北古城牆一併於清光緒十年,亦即西元1884年,落成使用,是年恰值中法戰爭硝煙正熾的高峰,清末中興名將劉銘傳督台抵抗法軍入侵的重要時刻,所以在戰火頻仍的存亡關鍵,她和台北古城牆的完工與加入防備,不啻是台北府城之一大盛事,也讓駐台清軍對北台灣後方腹地的戍務,吃了一顆定心丸。

怎料不過十年的光景,1994年中日甲午海戰,清廷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遼東半島上的清廷陸軍也落荒而逃,而次年乙未年所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中,清廷允諾割台賠款予日本,而台灣士紳在祖國的拋棄下,憤慨異常,自組義軍,力抗日寇,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不料北台灣主事者唐景崧,在日軍攻下基隆港後,隨即身攜巨款,臨陣脫逃,倉皇內渡,致台北當局群龍無首,再者,因備戰而臨時由廣東省招募的粵勇,因素質低落,又未領軍餉多日,而在台北府城內嘩變騷動,台北城內頓時成為無政府狀態,未戰先亂。

台北商賈迫於無奈,派代表出城迎請日軍入城,日軍的進發路線正是由北門而入,北門城門在未真正發揮她被賦予的軍事防禦價值前,已見證了政權的交替。

而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半個世紀間,一方面為了城市建設的擴張,再方面順便消弭中原漢文化在台灣的遺留,台灣各處的古城牆被拆除殆盡(除左營和恆春尚有部分保留外),台北地區也未能免俗,加以台北西門城門被夷平改為商業區,故舊台北府城城牆防禦系統中,只剩下4座形單影隻的城門,孤零零地矗立原處。

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政府光復台灣,不久國共內戰又起,蔣中正總統在台復行視事,將中央政府從南京搬遷於台北。此時,存留於台北的4座城門,原有城樓起初均為華南風味之紅瓦的閩式建築,有好事者竟將接近台北市總統府所在博愛特區的3座城門城樓,即東門,南門,和小南門,都改建成風貌全然不同,仿華北式樣的綠琉璃瓦頂亭閣式建築,還好唯獨北門未在改建之列,尚保持了原狀。

1970年中期,為疏解淡水河上現有橋樑的交通流量,忠孝橋的興建規劃如火如荼地展開,而忠孝橋東端引道要跨越橫亙地面上的南北縱貫鐵路線,以及銜接台北火車站幅射出來的幾條主要公路要道,其設計最為複雜和傷神,咸認將東引道凌空高掛,以三度空間的立體交叉方式,乃為符合交通動線和流量疏導的最佳方案。

至此,盤踞在台北北門城門「腦袋「上近四十寒暑的兩條高架引道之浮現,就像是兩把桎枯般地把北門鐐銬在原址,北門不只動彈不得,尚要蜷曲在水泥叢林間,漫無天日地低頭苟活著。縱然1983年,北門城門被當局評定為國家一級古跡,但就像是一張」口惠而實不至「的證書,她的」生存條件「並未受到實質的重視和改善。

那時我每次由台北縣(現改名為新北市)經忠孝橋進入台北市區,都忍不住向左側垂望「低矮」的北門城門,她側俯著頭,活像個被五行山壓頂的孫悟空,不過孫猴子大鬧天宮,罪無可逭,而北門何辜,卻要受制人類文明的壓制。

所幸90年代初,台北市區縱貫鐵路的地下化工程逐步完工,當初跨越鐵路線的高架橋作用銳減,替台北北門的新生帶出了一線曙光,如何給予北門一個合適「呼吸的空間」,被文史人士搬上了都市計劃的議事桌,而猴年開春,隨著高架橋的功成身退,北門城門終究有了尚稱圓滿的結局。

我端詳著相片中「重生」的台北北門城門樣貌,她雖然在台北車站商圈中,依然是個被大樓環伺,並不起眼的小個子,然而她的古意淳樸,愈發顯示了高貴的獨特氣質,這個逾兩個甲子之齡的耆老,看盡台北的風華,和近代台灣地區政權的更迭,但她現在至少給予了最基本的尊嚴,擁有一個能夠深呼吸,伸懶腰的空間了。

(作者劉良昇現居現居美國德州休斯頓市)

【劉良昇專欄每周二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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