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談談所謂的綠色領導力以及氣候變化、能源轉型的大趨勢。主要有三大趨勢,第一是權力再平衡。上一輪冷戰結束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發生了權力大平衡,國家政府的權力向國際組織、商業、NGO以及公民社會讓步,這一過程極大地促進了全球化進程。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中國2001年加入了WTO(世界貿易組織),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又出現了新一輪的權力再平衡,這次是上一輪權力再平衡的180度掉頭。我們看到權力重新向國家政府讓步,關於國家和國際組織、商業界、NGO和公民社會的關係都發生了很多深刻的變化。

第二個,我們現在有轟轟烈烈的全球淨零排放承諾,並且發生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期間。中國承諾2060年實現碳中和,相當於從2030年開始,每年減掉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達到法國全年的排放量,並連續減30年,這在人類歷史上絕對是空前絕後的。

另外,中國也承諾停止新建海外煤電項目,即便如此,外媒對於中國的評價仍是「做得還不夠」。在此背景下,討論綠色領導力是非常有意思的。

無論如何,這個世界發生變化了。我原來的工作單位,IEA(國際能源署)是一個四平八穩,強調能源轉型一個也不能少的國際組織。今年它發佈報告說,為了實現2050年淨零排放,從今年開始,石油行業的上游投資需要全部停掉,連國際能源署都已經認同了本世紀中期淨零排放的願景,這個世界真的已經變了。

第三個,我們要意識到清潔能源轉型和地緣政治有很大的衝突。由於美國頁岩油革命的成功,美國和沙特的關係發生了深遠的變化,僅僅4年後,《經濟學人》雜誌關於能源的特別報告裡,更多討論的是中國這樣在全球清潔能源轉型走到前面的國家和一些清潔能源轉型比較困難的國家,以及未來在地緣政治關係上會發生什麼變化。

現在,全球能源貿易以煤油氣等化石能源為主,如果實現淨零排放,煤油氣在能源行業基本上就沒有太大市場份額了,從這個角度,我想談一下全球能源供需的新形勢。

首先,現在國內國外討論能源市場波動,請注意我沒有用「能源危機」這個詞,我認為現在還沒有到能源危機的程度,但是媒體已經非常危言聳聽了,有評論說,能源危機可能會影響歐洲和中國放棄綠色轉型的議程等。

上個月,大約有20個省市自治區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拉閘限電,這裡面有一些非常深刻的原因。在歐洲出現了非常高的氣價和電價,有人說跟清潔能源轉型沒關係,這種說法沒有道理,因為能源轉型就是這一輪市場波動發生的時代大背景。

第一個原因是以可再生能源為導向的能源轉型,加上部分國家去核能,在過渡期內強化了天然氣的重要性。

第二個,間歇性的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並網,如果沒有一攬子有前瞻性的理論體系和行動方案,很容易造成供應不穩定問題。

現在的清潔能源轉型議程,使得一些歐洲國家和部分新興經濟體國家,在化石能源上遊行業投資的意願降低了。從中長期來看,這是一件好事,但短期內就會導致各種問題發生。

當然,還有地緣政治的原因,圍繞北溪2號的地緣政治博弈,新冠疫情使得經濟活動水平預測的不準確性升高,北海的天然氣資源枯竭,另外還有市場的競爭加劇。

對於中國來說,中國的原因非常複雜,有表面的,也有體制性的。今天就談一點,中國現在煤炭供不應求,為什麼中國一個煤炭產量超過全球55%的國家會煤炭供不應求?

因為中國政府對煤炭行業管制動真格,今年3月1日開始用刑法來管制煤炭的超產,這就使得中國境內的煤炭供應的價格彈性曲線一下子降下來了。我認為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另外,我們說綠色領導力也和歷史責任有關。首先談談歐盟,歐盟的碳排放占比份額還是比較高的,這些年一直都在發揮氣候領域的全球領導力的作用,現在英國全球碳排放占比大概1%,歐盟大概在7.5%到8%的範圍。

這就有一個問題,一方面是歐盟做的比較好,確實發揮了領導力,另一方面,如果未來歐盟碳排放占比在全球無關緊要了,那麼對發揮綠色領導力還是一個雙刃劍。

對中國來說,中國發揮綠色領導力也有優勢,中國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占比30%,減排的潛力巨大。中國「3060目標」的承諾在全球影響深遠,從別的角度來講,中國現在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發達國家,我個人從學術上把中國認為是現代社會第一個混合經濟體超級大國,因為它的決策裡既有發展中國家心態,也有超級大國心態。

我認為轉折點會發生在2030年,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制定了「2030年之前實現碳達峰」的目標,2030年後,中國更多地是超級大國的心態,中國的能源和氣候政策會越來越接近OECD(經合組織)國家。在這個情況下,中國一方面渴望發揮全球綠色領導力,另外一方面也受發展階段的制約。

美國的問題在於柯林頓政府簽署了《京都議定書》,小布希上台後公開表示反對,歐巴馬和中國2015年達成了《巴黎協定》,川普上台又全盤推翻,拜登上台的第一天又宣佈重新加入《巴黎協定》,美國的問題永遠是下一屆政府會怎麼樣。

現在美國的議程被認為是雄心勃勃,從政治上來講,議程的可持續性也要打一個問號,這也會影響美國發揮綠色領導力,所以說「各國都有一本難念的經」。

那麼,綠色轉型中什麼比較重要?關鍵是礦物質的資源,1980年,USGS(美國地質調查局)出了一個清單,西方國家又加了一些清單,大家可以看到全球戰略性貴金屬、關鍵礦物質的產量,沒有一個國家能僅靠本國解決這些問題,包括中國在內。

即便如此,站在西方國家的角度來講,中國在鈷、銅、鎳、稀土等這些非常關鍵的礦物質領域占比非常高,我們很多研究人員和決策者也有礦產品戰略焦慮,西方國家也做了一個研究,就是說為了應對這方面的焦慮,我們是不是要成立一個國際戰略礦物所,但這在政治上可不可行,是進行合作、對抗還是博弈,都是有待觀察的問題。

用三點來總結我今天的講座。

第一個,歷史上每一次能源危機或市場大幅波動的出現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這一輪,雖然我們市場上出現了大幅波動,但是我認為各方不需要大驚小怪,能源市場的波動,歷史上經常週期性地發生,未來依然會出現,關鍵在於如何做好綜合平衡長期戰略目標在短期內的推進方法和處理,這將真正考驗各國領導層的政治智慧。

第二個,全球清潔能源轉型的地緣政治影響值得大力關注。無論國外國內,相關的研究需要進一步深化。

最後一點,我想強調淨零排放中的綠色領導力,呼籲國際合作而非對抗。我個人雖然對此持謹慎的樂觀態度,但每當看到新冠疫情防控這麼重要急迫的全球公共衛生挑戰,美國、歐盟在內的世界主要大國並沒有放下成見和地緣政治的干擾,去齊心合力地應對,所以我對未來國際合作的前景既充滿期待,也有很多的擔憂。(作者為北京師範大學環境學院客座教授,曾任國際能源署中國合作部主任)

(本文來源觀察者網,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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