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開始的大陸經濟改革,實行了符合當時社會情勢的經濟發展策略,鄧小平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事求是地推動經濟改革,例如放寬農業政策,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容許個體經濟,提出「辦好集體經濟,盡量發展個體經濟」的方針。改革價格制度,部分商品容許買賣雙方自由議價。

此外,鄧小平改變經濟發展的優先次序,緊縮重工業,優先發展輕工業,並鼓勵興辦服務性行業。除辦好1979年設立的經濟特區 外,並於1984年開放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和北海等沿海14個城市。

就整個大方向而言,大陸的經濟改革與台灣早年經濟發展有4個共同之處:

(1)經濟改革都是從農業部門出發。

(2)對外開放鼓勵出口。

(3)政府對於經濟干預和管理逐漸減少。

(4)重視控制通貨膨脹 。

在工業發展策略上,無獨有偶,大陸經改之初與台灣經濟發展初始亦同,即重視紡織業與輕工業,1979-81年間調整計畫的焦點就是集中在紡織業與輕工業 ,亦即在投資優先及原料電力供應上,由重工業轉至輕工業,故1986年時輕重工業總產值已大致相等。

此外,大陸也參考台灣重視外貿的作法,從原來長期強調「自立更生」,轉為「擴張輸出」,並參考台灣高雄及楠梓加工出口區,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設立4個「經貿特區」,作為吸引外資及技術的窗口。

中國的計畫經濟體系,歷經前30年的建構,其意識形態與運作已非常嚴密與僵化。據美國普渡大學經濟學博士李志強的研究,鄧小平推動「經改」之初,並非針對舊體制內開展,而是透過各經濟部門新增部分,實施新政策和制度,這種方式稱為「增量改革」。

換言之,就是在原有的計畫經濟體制下,逐步壯大市場經濟,另則開放工商業的個體經營,甚至允許中外合資企業、外資獨資企業。

由於此一溫和方式較少觸及舊有體制,不致遭受既得利益和保守派的激烈反對,使改革得以順利推動,同時維持了經濟運作的穩定。新制度不但激發群眾的工作誘因,並激發競爭強度而提高效率,故其新增部分成長較快且具競爭力,亦即市場經濟迅速擴大,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原有的國有經濟,使得舊體制所占比重日漸減少。

當改革進行一段時期後,舊體制已不再具重大影響時,然後再對舊體制改革,稱之「存量調整」。1990年代中期,資源的限制使「增量改革」發揮的效果漸漸減弱,舊體制開始束縛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改革逐漸進入了「存量調整」階段,即深化對舊體制的轉型。以「國有企業」(簡稱國企)為例,擴大企業自主權、擴大企業自行銷售其產品的品種與數量,允許一定比例產品自銷。

此外,雖然自1979年「國企」改革就開始進行,但一直未能大力處理冗員和破產退出市場的問題。當時「國企」占有大部分產值,如果對「國企」大力改革,數量龐大的下崗工人和破產企業,必定造成社會動亂和經濟混亂。「經改」的辦法是開放非國有企業,按照比較利益法則進入競爭性的輕工業消費品市場,使非國有經濟迅速發展起來。從1978年至2002年,「國有企業」占工業總產值比重由77.6%大幅降至30%以下,「國企」的重要性被非國企取代後,「經改」才積極整頓「國企」冗員和破產問題。「九五計畫」期間,「國有企業」家數由8萬7905家大幅下降至5萬3489家 。

李志強博士也指出,中國大陸是社會主義陣營中,最先進行大規模經濟改革者,歷史上無前例可循,故改革的方向和路徑都是逐步自行探索出來。先「增量改革」再「存量調整」,本身就屬於漸進式的改革方法。

中國大陸許多改革措施都是先在較小的範圍實施,即所謂的先行「試點」,如果發覺有問題或不完善的地方,即行修正;在取得成果後再逐步推廣到較大的範圍,最後才在全國推行。

這種改革方式的優點是風險較小,讓經濟體有充分時間適應新的制度,成功機率較高。缺點是往往未能及時推出配套措施,新制度會與原來的舊制度發生衝突,但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衝突的情況逐漸會改善。

此外,就廣義的「試點」而言,可說也包括台灣地方的經濟發展經驗,尤其是有關通貨膨脹控制與中央地方分稅制的經驗,後者更是有助於建構大陸經濟制度一體化與稅制合理化。

【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本文節選自《建黨百年奮鬥百年:中共的力量來自何方》,作者:戚嘉林主編,出版社:戚嘉林出版
本文節選自《建黨百年奮鬥百年:中共的力量來自何方》,作者:戚嘉林主編,出版社:戚嘉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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