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這群即將改姓日本姓氏的台灣青年,手捧祖先牌位準備拿去焚燒。(中時檔案照)
日本人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這群即將改姓日本姓氏的台灣青年,手捧祖先牌位準備拿去焚燒。(中時檔案照)

強迫台人學習日語,尤其是在皇民運動時期,也幾乎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前中國大陸來台人士對日據時期台灣語言教育政策的共通看法,如中日戰爭剛結束的是月底即來台的福建《東南日報》記者朱炎就曾如此分析:

日人又以促進台日文化為藉口,數年來關於日語的推廣,可謂不擇手段,凡是國民學校的畢業生,必須入青年夜校每日補讀日文2小時,即使是40歲以上的農民,也不分男女得強迫入校研讀日語直至能講日本方言為止。

上述無論是陳儀、謝南光或是朱炎的說法,雖未必符合戰時體制下台灣的真實情況,唯其所要表達者,即是日語的加強訓練與學習已是戰時日本政府對台人的重要教育政策之一。

由於日人為有效傳遞政令與養成初級技術人員以達殖產興業之效,是以教育本為治台之重要手段與工具,歷經50年之殖民統治,具有日語讀解能力的台人當有不小比例。透過成長於此時台人謝南光的說詞,也正說明台灣青年男性人口在皇民化運動時期的日語學習與使用比率之高。

日據時期,只要配合學習日語的家庭,日人都會給予國語之家的牌子鼓勵。(黃俊銘攝)
日據時期,只要配合學習日語的家庭,日人都會給予國語之家的牌子鼓勵。(黃俊銘攝)

民國35年(1946)來台參訪的魯迅研究專家薛綏之(1922-1985),在所著的〈旅台雜記〉一文中,也曾注意到日治末期台灣各地的日語訓練狀況,謂台灣總督府為強化台灣民眾對日語積極的學習,除各級制式教育機構外,另有設於市街招收12至25歲未能說日語之男女青年就讀的國語講習所,及招收尚未入學兒童及70歲以下成人之簡易國語講習所,二者皆有相當的成效。如在昭和12年(1937)4月底時,國語講習所已設有2197所,學生13萬1739人,簡易國語講習所為1735所,學生7萬3415人。

至於台灣人能說日語者,在昭和7年(1932)時有102萬2371人,占總人口22.7%;到昭和11年(1936)時,已有164萬1063人,占總人口32.9%;到昭和15年(1940),已達總人口51%;昭和17年(1942)則達58%;到日本投降時,台人通曉日語者已高達70%以上。

至於台籍學齡兒童的入學情況,由於台灣總督府為拉攏民心以利對外作戰,認為在台實施義務教育時機已趨成熟,乃於昭和14年(1939)制定「義務教育實施要綱」,於昭和18年(1943)正式實施六年制義務教育,是年6至12歲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已爬升為65.83%(含漢人子弟就讀的公學校及原住民學童就讀的蕃童教育所)。

翌年(1944)更因義務教育的實施,台籍學齡兒童就學人數超過87萬人,雖因資料不全無法得知該年度的學齡兒童就學率,但其中6歲適齡兒童的就學率則已高達95.31%,可謂日治時期之最。

無論就社會教育或初等教育而言,隨入學與畢業人口的增多,由於日常生活所需與殖民政府的政策壓力,台灣民眾使用日語的情況可謂已相當普及,是以在語言無法瞬時的轉換下,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台人除母語外顯然仍以日語為主,甚至還成為來台外省人士與台人溝通的工具,誠如上海《僑聲報》記者丁文治在民國35年(1946)來台的觀察,他發現無論是日人、本省人,甚或是外省人皆使用日語,遂有感而發地說出:

目前不但本省人和日本人,本省人與本省人之間,普遍的使用日文日語,就是新近由內地派來的工作人員,因為要遷就事實上的需要,也多學會了或多或少的日語,這真是一件最滑稽不過的事實。上至機關裡公務的接觸,下至家庭內「下女」的使喚,日語都被普遍的使用著。因為事實上內地人要學台灣話和台灣人要學普通話,都是同樣的困難,還是應用日本語文來得便當點。

【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本文節選自《帝國殖民教育的逸出:日治臺灣教育發展論集》,作者:鄭政誠,秀威資訊出版。
本文節選自《帝國殖民教育的逸出:日治臺灣教育發展論集》,作者:鄭政誠,秀威資訊出版。
本文節選自《帝國殖民教育的逸出:日治臺灣教育發展論集》,作者:鄭政誠,秀威資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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