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蔣經國對出國軍官的承諾──望穿海峽的眼睛之2（朱偉岳）

抗戰時期的學生，沒有系統性學習的機會。尤其是針對考試制度的學習，必須得是重點式、教條式的灌輸。我自小學到初中，正值抗戰及內戰時期，且在偏僻的鄉間學校就讀。到台灣考高中，我的英文、數學都是零分，因為26個英文字母總背不齊全。後來能留學美國念得學位，主要是建國中學老師們的功勞；我一直對這些老師，念念難忘。

在建國中學時，我最反叛的事蹟，是有整學期不參加升旗典禮。我在家鄉小學及中學教育，是比較寫意的。一個學期僅一次或兩次集會，沒有每天升旗集會這回事。建國中學升旗完畢後，例由校長賀翊新先生講話，接著教務主任佟本仁先生，訓導主任韓克敬先生相繼講話。

那時並沒有擴音設備，在空曠的大操場聽講話，所能聽到的十分有限。於是我每天都在升旗結束後才到校。班導師地理科禹文貞老師把我叫去詢問緣由，我直白說不喜歡那些講話。那個學期我的英文和數學都55分，兩門主科不及格，當然留級。我英文、數學各55分，或許是當時的真實水平，但全班就我一個人留級，許多成績不如我的同學，都以英文60分、數學60分過關了。

以後我很順利的從建國中學畢業，很主要一點是，我被新的那班同學選為副班長然後班長，班長或副班長都要幫導師整隊及點名，加之班上有兩位女同學，不好意思再耍賴不升旗了。事實上，建國中學升旗後的講話，也減少了很多。

我在鄉間成長至14歲，已定型為很道地的鄉下人。我喜歡和別人天南地北的聊天，但不喜歡豎起耳朵聽訓。當民國53年中科院籌辦之初，蔣經國當時任國防部副部長，召見第一批選送出國的軍官，我是其中之一。共計50名軍官，每個人坐在一個小板凳上。蔣經國的口才是不錯的，但他只簡要提出三點：

第一，將來成立的研究院，沒有政戰部；

第二，所有軍人工作人員不要穿軍服，但保留軍職；

第三，門禁不用憲兵，全用警察。

這是約55年前蔣經國對出國軍官的承諾，也一直維持到民國73年。從民國53年到73年的20年時間內，中科院內是沒有政治的，僅有緊張的科研工作及創新。民國73年時，創院的唐君鉑院長退休，由郝柏村總長接替兼任院長，不只把警察改為憲兵站崗，又增設了政治作戰部。

於是每個禮拜六上午，有近兩萬名的科學家，工程師及技術人員等的高科技團隊，放下工作，分別在電視機前，聆聽華視電視台女主播們照稿宣讀的台詞。「要離開中科院，當然就離開了佳安村」，這是一項原因。

還有其他原因嗎？有，是個人的小小意見。我認為，現代的國防事業，當然要以科技建設為主。沒有高科技的武器裝備，軍人再勇武，仗也打不贏。當時的中科院已有兩萬人，從國內外各著名學校羅致回來的博、碩士以上高科技人才，有好幾千位以上，幾乎包含了所有方面的國防項目，這是很不簡單的國家資產。

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考慮，就是生產力和生產的組織關係。就高科技的生產力言，亦應如此。科技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科技生產的組織關係必需調整，否則一定妨礙和制約科技生產力的進一步提升。故應該把中科院的科技資源和管理能力，伸展到國防部甚至相關部會去，使整個政府團隊高科技化，而不是由國防部派員來接管中科院。

事實的發展是，政戰部在院內增設了，再由國防部派員接管了中科院。這豈不是把中科院的學者專家們，當作下棋的棋子？而沒有想到在這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他們可能是更好的政策制定者或領導人嗎？雞同鴨講唄，真是夏蟲不足以語冰；所以要三十六計，走為上策。

對於那個時代，我並沒有特別不滿或怨懟。在中科院，也在佳安村，連續工作並居住了20多年，是我一生中的黃金歲月。石門水庫的故事，中山科學研究院的故事，和佳安村的故事，是相互交織在一起而堪稱輝煌的事蹟。

（朱偉岳為前中科院第二所資深研究員，本文為龍潭區佳安里里長羅濟巧訪談朱偉岳之紀錄）

【未完待續，朱偉岳專欄每周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