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繼續討論「蔣經國放手民進黨組黨的陽謀」的相關話題。

首先,筆者引用馬其頓前演員、新聞記者、《Fokus》周報創辦人兼主編尼古拉‧姆拉德諾夫(Nikola Mladenov,1964-2013)的話說:「我們希望人在社會中是自由的,但是他們想要的是一群無骨氣的烏合之眾,怎麼妥協?」

尼古拉所謂的「他們」是誰?他們是掌握權力者與角逐權力者以及權力的追隨者,不論是政治權力還是經濟權力,他們需要盲目的烏合之眾的追隨,絕對不希望群眾中有自由的判斷、自由的選擇的人出現,尤其是會影響了其他人的看法。這是自古以來所有獨裁者、革命家、理想主義者、革新運動者、民主運動者、流亡者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如何清除自由意志,以產生盲信者,鞏固其權力,是成功之道。

一、回顧早年《自由中國》與《公論報》的興起與衰亡

《自由中國》自1949年的出現到1960年結束,代表從大陸來台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者的終結,之後台灣社會進入一個完全威權的體制,和當時大陸的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性質接近。而發生滅除異議者群體與話語的時間亦接近(大陸是1957年反右運動)。關於兩岸同時段出現類似大規模打擊過去盟友的現象,國共歷史學者由於長期不能客觀研究對方的歷史,亦很少有機會做關聯與比較性研究,以至長期成為平行線研究,對自己過於研究,對對方其實非常陌生,以至於難以對話。

《自由中國》於1949年11月20日創刊,1960年9月4日警總藉第《自由中國》23卷第5期殷海光的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以涉嫌叛亂的罪名將籌組中國民主黨的雷震等人逮捕,《自由中國》被勒令停辦。但是《自由中國》也前後維持了11年,相信蔣介石和國民黨要員已經忍耐了相當長的時間,這在中共方面是不可想像的。

1949年10月1日中共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的7個星期,《自由中國》在台灣創辦。這個時候,大陸上的內戰尚未完全結束,海南島戰役在次年1950年3月開始,5月國軍撤退,蔣介石在3月1日宣布復職中華民國總統(即「復行視事」)。4年後,1954年5月20日,舉行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二次總統選舉,由來台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經過兩輪投票,代表中國國民黨的候選人蔣中正以1507票比數擊敗獲得48票的中國民主社會黨對手徐傅霖,連任第二任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的中華民國總統職務獲得法理上的解決。

那麼中華民國撤到台灣,有沒有經過國民大會與立法院的正式通過?憲法如何詮釋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領土、人民以及相關權益?中共方面如何回應?此過程非常重要,但是可能至今缺乏客觀與兩岸觀點差異研究,國共雙方互罵對方是叛亂團體,對我們老百姓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近年來有關「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這件事,一些綠營政治人物與學者開始注意研究,其中「兩個中國」的憲法爭議、相關國際法以及台灣進入聯合國與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等,皆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在國民黨方面,僅以九二共識論述模糊應對,筆者認為應該及早進行徹底研究與對話。中共方面,則概視為台獨或華獨,只要不和中共的一國兩制統一,即是錯誤。

無論如何,就法論法,就理論理,就情論情,大家研究與對話,遠好過互罵與武力解決。事實上,中共方面並沒有否認可以討論,前年初習近平主席即希望台灣方面提出統一的「台灣方案」,民進黨視為統戰,國民黨則畫地自限,不敢提出自己的計畫,筆者認為兩岸錯過了那次很好的對話機會,而習慣性地又不良地對話起來。

筆者指出,《自由中國》成立於兵荒馬亂且群龍無首的台灣,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背景。胡適(1891-1962)擔任名譽發行人,更具歷史與政治意義。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前,美國政府有意請胡適出來領導海外與台灣流亡的中國政、軍勢力,遭胡適拒絕。韓戰以後,美國轉而支持蔣介石。因此,雖然《自由中國》的起始明確支持中華民國,但是《自由中國》是否支持蔣介石與國民黨在台灣的重掌權力?《自由中國》要怎麼做才能穩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局以及尋求達到未來的目標?當時陳誠在台主政,支持蔣介石,《自由中國》不可能實際掌握政治權力,惟一的可能是有見於大陸的失敗,提出誠摯的建言。而之後《自由中國》主持者更進一步,希望組建一個正常的反對黨(或稱為在野黨),由此惹禍上身。

在大陸時期,對國民黨來說,共產黨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反對黨與在野黨,而是一個意欲與國民黨分庭抗禮、枕戈待旦準備內戰的陝北邊區政權。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施行的是軍政時期的訓政,或說訓政時期的軍政,不容許反對黨的出現,而以國民參政會統合各黨派主張,但是並無執行會議決議的規範。日後中共成立人民政協仍缺乏法理位階,皆成為執政黨工具,以此壓制與籠絡反對黨的思維與手段。

中國近代一直沒有正常的反對黨與在野黨出現,直到民進黨執政,可以說開始有了明確意義的反對黨與在野黨。但是深藍族群嚴重排斥民進黨,深綠族群嚴重排斥國民黨,使得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黨政治無法穩定與健康地發展,每日爭吵不休。筆者申述此事,在於《自由中國》的成立與毀滅皆由於鼓吹反對黨而起。而以大陸人士為主的《自由中國》被國民黨逮捕停刊,以台籍人士李萬居為主的《公論報》,其中重要人士不是被警告就是被拘禁,1961年轉賣給聯合報系而消失。

隨後,台灣社會中的異議與反對力量多來自於本土與台灣獨立者,這是筆者欲指出的,台灣獨立勢力的興起,和國民黨打擊具有中國意識與民主政治主張的《自由中國》和《公論報》,有邏輯上的關係。也就是說,雖然不是國民黨的本意,但是國民黨本身的言行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催生者。

等到1986年蔣經國總統準備開放黨禁時,反對黨主要就是台灣本土與獨立運動的化身,具有中國意識的反對黨不存在有任何社會基礎。筆者大學數學系學長葛博士父親是民社黨領袖之一,我們還是大學生時,葛學長曾告訴筆者,當民社黨開重要會議,常有國民黨特務出現搗亂會場。這件事經過了40多年,筆者心中仍難以置信為何當時國民黨需要這樣做?

(圖:龍城飛提供)
(圖:龍城飛提供)

由《自由中國》的創刊號,時間是1949年11月20日,登記地址是台北市金山街一巷2號,應該是在現在的和平東路的師大圖書館與金山南路附近。創刊號上4位主要的作者是胡適、傅斯年、雷震、殷海光。首頁的〈「自由中國」的宗旨〉由胡適署名,筆者抄錄如下:

「我們在今天,眼看見共產黨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層十分嚴密的鐵幕。在那鐵幕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無法存在。這正是國際共產主義有計畫的鐵幕恐怖。我們實在不能坐視這種可怕的鐵幕普遍到全中國。因此,我們發起這個結合,作為『自由中國』運動的一個起點。

第一,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

第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鐵幕下剝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

第三,我們要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

第四,我們的最後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

之後的〈發刊詞〉以及胡適寫的〈民主與極權的衝突〉,傅斯年寫的〈自由與平等〉、雷震寫的〈獨裁,殘暴,違背人性的共產黨〉、殷海光寫的〈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是創刊號中主要的文章。傅斯年(1896-1950)當時是台灣大學校長,次年因病過世,雷震(1897-1979)之前是國民大會副祕書長,當時是國大代表,殷海光(1919-1969)之前是《中央日報》主筆、當時是台灣大學講師。

殷海光後來遭國民黨不准教書、不准出國,他的學生李敖、林毓生、陳鼓應、王曉波等和國民黨的關係皆遠,且多遭壓抑。現在在青田街古書店「蠹行」的門上,仍寫著殷海光的話:「像我這樣的人,在這樣的時代和環境,沒有餓死已算萬幸。」筆者在師大讀歷史學博士學位時常常經過此處,就看之許久,沉思不語。「蠹行」已經關門,令人懷念。

殷海光手寫稿(圖:龍城飛提供)
殷海光手寫稿(圖:龍城飛提供)

次年1950年4月1日,《自由中國》第2卷第7期上,雷震發表〈反對黨之自由及如何確保〉,其中說:「反對黨的自由,換一句話講,反對黨有組織、言論與出版的自由。」當時蔣介石在台灣的總統地位剛剛確定,雷震仍受蔣之信任,但是筆者認為雷震當時的觀念已經和過去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以穩固與建設國家的思想有所不同,他相信一個國家、一個政府必須有正常與健康的反對黨,國家和政府才不會濫權,貽禍人民。這應該是胡適、傅斯年、雷震、殷海光等經歷國民黨在大陸時期慘敗後的反思吧!

關於《公論報》,由於時間和篇幅的關係,筆者下次再說。此處,筆者引用薛化元教授編纂《「公論報」言論目錄暨索引》的資料,在1960年9月雷震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以後,《公論報》在1960年10月19-21日連續由張希為發表3篇〈自由中國的言論自由問題〉文章,10月28日刊載許一君的〈雷震是不是民主反共的鬥士〉,可以看出《公論報》公開聲援雷震的情形。次年1961年《公論報》即遭轉賣。

二、由郝柏村《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看民進黨組黨前黨外抗爭的情形

★1986年9月12日,某君因誹謗案被台北地方法院判處2年半徒刑,肆意攻擊司法,舉行街頭群眾活動,其原意在使政府拘捕他,以製造更大暴動,政府為免上其當,決心忍讓,故警察在處理時忍辱負重,且有負傷者。今日總統召見余,囑轉告羅張慰勉警察。

9月20日,上午就國家安全法,與中央黨部馬祕書長交換意見,獲得一致看法:

一、法定治安機關掌理國家安全業務。

二、現役軍人不論犯何法一律軍法審判。

三、叛亂與間諜案一般人民若由軍法審判,不得上訴最高法院,否則可由司法審理。

四、其他有關文化、電信審檢,由各主管機關成立機構編配警總執行。

五、校園安定透過校規及其他法令維護,在安全法中不必明訂,以免反增加知識分子反感。

六、安全法在充分表現民主國家形象,而可透過分散的法律使警總仍能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

9月21日,某君因誹謗案被台北地方法院判處2年半徒刑,肆意攻擊司法,舉行街頭群眾活動,其原意在使政府拘捕他,以製造更大暴動,政府為免上其當,決心忍讓,故警察在處理時忍辱負重,且有負傷者

9月23日,台大某教授聲援某君,為其坐監餞行,並與台大11教授共同談話,為《青年日報》、《台灣日報》及社會輿論所指責,這位教授於昨日《自立晚報》以〈狂風暴雨之後的說明〉提出辯解,但文字內容可謂心虛矛盾,今日《台灣日報》的反駁至為有力。

9月28日,閱報知某君昨日赴台北地院報到服刑,帶同基本徒眾數十人大鬧地方法院一天,竟謂和平占領法院,公然在法院內張貼反動標語,政府以冷靜態度處理。★

回顧郝柏村日記1986年5月19日記載:「無黨籍偏激分子以抗議38年舉行所謂綠色行動,警總依預定計畫,今日封鎖龍山寺,使聚於寺內反政府分子不得上街遊行。」筆者參考柏楊策劃編輯的《二十世紀台灣民主大事寫真》,第157頁,其中說1986年5月19日:「綠色行動抗爭,鄭南榕及黨外公證會人士在龍山寺靜坐12小時,要求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9月10日,國民黨中常會,蔣經國主席說:「現在的政治情勢必將取消戒嚴令,故有擬定國家安全法以取代之意。法務部擬案中,一切有關安全維護執行是由警察機關為之,似此警備總部無法插手,故特指示法制司,以治安機關取代警察機關而維警備體制,警察自然包括在治安機關內。」

所謂「以治安機關取代警察機關而維警備體制」,9月20日,郝柏村就國家安全法與中央黨部馬祕書長交換意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警備總部仍然續存。筆者認為解嚴時,警備總部即應停止運作。至於說「有關文化、電信審檢,由各主管機關成立機構編配警總執行」,更為奇怪,似乎換湯不換藥。筆者記得1980年左右,筆者由美返台探親,曾經去華視探訪朋友,一進門,即見警備總部辦公室在右側入口,非常矚目且令人緊張。可見文化、電信審檢是如何公開地進行,一般老百姓習以為常。

關於「某君因誹謗案被台北地方法院判處二年半徒刑(應為一年半徒刑,筆者註),肆意攻擊司法,舉行街頭群眾活動」,應為林正杰。《二十世紀台灣民主大事寫真》,第158頁,其中說1986年9月3日:「前台北市議員林正杰被控選舉誹謗,判刑1年6個月,林正杰上街頭抗議司法不公。」筆者查看網路,林正杰不滿判決結果,準備「為司法送終,向市民告別」的聲明書和一隻象徵「送終」的鐘走出法庭,並突破警察封鎖,發起十二天街頭狂飆,在全台各地的街頭,以未預告不定點的沿街遊行方式「向市民告別」。

9月27日,林正杰在黨外人士陪同下入獄。9月29日《自立晚報》第二版刊出標題〈處理林正杰要求逮捕事,檢方深恐節外生枝,協商後始執行拘提〉,內文說:「台北市議員林正杰走到博愛路的台北法院門口時,因檢察官不願意立即拘提,以致從中午僵持到晚上8時15分,經過數度協調,才執行拘提。」此事是否顯示出該檢察官對於該案的看法,或係必須和有關上層協議合法性問題,我們不易得知,但是已經看出當時政府對於處理此類事件的猶豫態度,避免造成社會不佳觀感。1988年林正杰出獄。

1986年10月5日,《臺灣日報》第二版刊出〈誹謗案之省思-檢討林正杰案所留下的兩個問題〉,其中說:「被告認判決不公,放棄上訴以示抗議,全案因而定讞。有11位名教授提出意見,對大法官會議解釋使地方議員之言論免責權『殘缺不全』。立委黃正安亦基於類似見解,建議大法官會議對於地方議員言論免責權作更明確之解釋。」有關此案,當時司法是否偏向國民黨,事隔30年,我們難以判定,亦無須在此進行調查。但是有關地方議員言論免責權的問題被強調出來,說明之前這樣的問題不多。

民進黨組黨前後,黨外領袖人物與民意代表由於長期受國民黨壓制,心理難免不平,對於政府與國民黨籍立委與地方民意代表之批評不免激動。因此,在此情況下,究如何規範言論,是台灣政治逐漸往民主化過程中的重要工作。

三、初步的小結

1986年,確如郝柏村《八年參謀總長日記》中5月19日記載:「明日為總統連任就職二週年,兩年來可謂風浪一波接一波,但總統憑其無我無私、奉獻犧牲、不憂不懼、堅決堅定而衝破一切艱難險阻。」我們回頭看,1978年底美國總統卡特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979年底美麗島事件,1980年林義雄事件,1981年陳文成事件,1984年江南事件,1985年我政府配合美國政府調查江南案。

至1986年,黨外的抗爭日益升高,此時的國民黨與政府已不能承受再度發生大規模抗爭事件,由於不斷的命案,台灣的國內國際威信大幅降低,而且民心浮動,如果再以高壓手段鎮暴,不是不可能發生第二次全島的二二八事件。由此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處於挨打與防禦態勢,經國先生不得不百般忍耐,而解嚴也勢在必行。

至於所謂解嚴,相信當時沒有多少人知道意味著什麼?解嚴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更像是台灣人民準備移民到一個不可想像的新世界之中。

筆者認為國民黨在1980年代逐步走向民主化,有主客觀因素,過程起伏,各式各樣的不能預料到的事情都會發生,最後終還是成功地發展出中華民國的民主政治。其中問題很多,令人失望之處甚多,但是要台灣人民再回到過去的國民黨一黨執政時代,可能最右的深藍人士與左傾的紅統朋友們都未必同意。這個過程,筆者也建議中國共產黨與大陸的政治、歷史學者予以客觀的研究,做為自己未來施政的參考。

1979年美國棄我而就中共,中華民國與台灣即面臨何去何從的大問題。當時情治單位的核心意識從反共轉向滅獨,以鞏固國民黨政權,亦是相當可能的,然而此卻嚴重地打擊了原本在經濟、科技、教育、環境各方面相對於大陸皆臻於善境的中華民國,反而加速了國民黨在台灣統治的殞落。後來新興的民進黨,不再關注於中國的發展,只著眼於台灣一隅,甚至由於反共而反中。

這樣的結果,和1949年底,中華民國處於風雨飄搖幾乎亡國時,《自由中國》的創辦人和主要參與者如胡適、傅斯年、雷震、殷海光以及許多青年黨、民社黨的領袖人物所思考「我們的最後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是反向而行的。

中華民國今後在歷史上的走向,將深刻影響整個中國的發展。筆者如同千千萬愛護中華民國的同胞們,十分地關注與祝福。《聖經》〈以賽亞書〉42章第3、4節說:「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不灰心,也不喪膽。」是為啟示。

此次,解讀郝柏村日記至9月27日,次日即9月28日,黨外集結圓山飯店,突然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各方震撼,下次討論。

(作者龍城飛,原名楊雨亭,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未完待續,龍城飛專欄每周一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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