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icron變種病毒來勢洶洶,原認為疫情在普遍施打疫苗後可獲控的期待可能落空,過去2年,疫情肆虐下「社會安全網」出現的漏洞可能擴大,政府應未雨綢繆、超前部署。

之所以讓人憂心忡忡,是近日和疫情有關的兩個事件:一是劉姓前啦啦隊國手在疫情下沒有工作,行竊失風將女房東殺害;二是繼阿羅哈規畫終止北高和北嘉客運路線之後,日統客運也將在明年2月營運到期後,終止台北往返中南部的4條路線。若疫情無法好轉,這兩個案件極可能成為台灣未來的社會寫照。

政府因有各種民調和選舉壓力,總是「報喜不報憂」。今年5月疫情失守後,6月份失業率升高到4.8%,創下近十年新高。7月疫情趨緩,失業率降為4.53%,到10月持續下降到3.83%。政府不斷釋出疫情對勞工衝擊「高峰已過」的訊息,來減少社會大眾的憂慮。

然而,若疫情對市場的衝擊真的已經弱化,我們就不該看到一家家旅運業者退出市場、香港米其林餐廳「甘牌燒味」在台分店撤櫃熄燈、著名素食餐廳「御蓮齋」無預警歇業。因為,總體失業率包含了製造業和服務業,政府並未公布各產業分別統計的數據,無法清楚判讀各業就業狀況,因此諸多服務行業的營運和就業狀況根本無從了解。許多倒閉、歇業的服務商家,是從去年初持續到現在、累積虧損了巨大資本,又看不到未來希望之下,才痛定思痛毅然關門的。因此,就算服務業整體有「回春」跡象,並不表示不會有繼續惡化的倒閉和歇業潮。一個負責且前瞻的政府,務必要超前部署,以減少對民眾的衝擊和痛苦。

缺乏精準紓困概念

政府相關部門可能認為,既然製造業營運良好、相繼擴張產能,那麼服務業的失業勞工不是可以趁機轉業,移到製造業去尋找「第二春」嗎?其實,除了少數非常低薪的職務以外,一般製造業都需要相當的就業門檻,甚至多數門檻都高於服務業,因此在服務業失業的勞工要轉入製造業,客觀上不像想像中那麼容易。況且,習慣了服務業環境的勞工本身,主觀上大概也不太容易習慣製造業的工作環境。

此外,政府部門也可能認為,政府已經提出了針對疫情的紓困和振興特別預算,對於受疫情衝擊的企業和勞工都提供了相當的協助;再加上原有的「失業保險」,不是已經提供了足夠的「社會安全網」嗎?

表面上看來沒錯,但有兩個問題難以處理:一是這些協助都有期限,基本上都是短期性的;二是協助的程度都和勞工原有的收入有相當的差距,例如各種補助都要看企業為勞工參加勞保的「投保」月薪,它們可能遠低於勞工的實際月薪,因此對失業或被縮減工時的勞工而言,生活水準必然受到極大的衝擊,甚至會交不出房屋貸款、就學小孩的學雜費或補習費,或高齡父母親的照護費用。因此,表面上政府對企業和勞工提供的各種協助雖有不少幫助,但實際上是無法完全解決問題的。

最大的問題在於政府的對策經常不夠細緻,無法針對不同行業提出有效的對策。對岸有一個名詞「精準脫貧」──我們缺乏「精準紓困」的概念,沒有針對不同產業進行統計、分析,所以無法針對不同行業提出更合宜的對策。例如,因為進行邊境管制,和人流移動最為相關、影響期間最長的旅遊業和客運業,所獲得的補貼期限理論上應拉長、幅度也應在幾個期間逐期遞減,因為其勞工即使要轉業或企業要轉型,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夠逐漸落實。

協助最弱勢的行業

官僚體系充斥「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怠惰心態,平常也疏於進行研究分析、無法適時提出可信賴的數據以擬定適當措施,只能採取「一視同仁」、只有表面公平的協助。這種狀況也發生在不同行業的疫情管制,服務業應有更友善、因業制宜的「精準管制」。

國際研究顯示,疫情管制下的社會孤立會增加自殺率與犯罪率,美國近來快閃搶奪事件就遍地開花。幸運的是,疫情肆虐下的台灣,整體刑事犯罪率和自殺率並未升高。但若未能及時強化對疫情下最弱勢行業的協助,可能很快就會反映在這些社會問題上,政府切不可怠惰漠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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