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當科技被注入了政治（徐作聖）

在政府的主導下，台灣重點理工大學台、清、交、成相繼成立了「半導體產業學院」，宣示政府正式介入科技發展及產業。而科技部也將在明年改回「國家科技委員會」，在缺乏科技專業、法匠治國的中央政府及教育部，內捲式的政策格外顯得諷刺！

官學合作始於美國，美國科技名人堂成員Vannevar Bush在1945年給小羅斯福總統（FDR）的建議書，後來在1960年左右出書成冊《科學——永無止境的前沿》 "Science - The Endless Frontier" 成為了官學合作的經典。在小羅斯福總統時代，基礎科技研發尚未普及，多數項目被大型企業所壟斷，如Du Pond、GE、RCA等，學界、業界的創新能量多被壓抑，故政府挹助基礎科技研發是施政重點。而這些故事也被收錄在1994年書中：《科技獲利》" Profits of science"。在小羅斯福總統任內，總統科技顧問Vannevar Bush是科學家，他堅信科學非萬能，必須由政府策略性導引、輔導基礎科技的研究方向，是典型實用主義派Pragmatism支持者。他的後繼者為律師Harley Kilgore，反而相信科技萬能可以解決任何事，企業及社會有足夠能力判斷科技研發的方向，乃典型樂觀主義派Optimism，與Vannevar Bush的理念風格差異甚大。

政府以政治力直接介入「特定科技」領域發展從來都是個爭議性很高的議題，除了個別科技領域的選擇及其適用性外，策略、領導力、執行力的貫徹都是必須關注的議題。學術與實務的分野是個永遠說不清但值得討論的議題，其中比較特別的是：文法科者樂觀主義者眾，而理工科者多為實用主義支持者。而理工科及文法科的分野及思維方法的差異，在此「涇渭分明」！而跨領域認知也在不同主觀認證下，變得「遙不可及」且困難了。

另外一個必須釐清的議題是「特定科技領域」的選擇。對於成熟科技，如牛頓力學及工程應用，成熟的技術讓廠商有更多的選擇，故政府的功能在於公共服務及社會公義法令規範，而學界則著力於基礎研發與人才培訓；對於技術認知有相當程度落差或有爭議的新興科技，如臨床醫學、材料科學、量子科技等，政府可提供財務支援、產業資訊、研發協助、人才培訓等功能，而學界的研發及財務補助也是政府協助的焦點；再有一種跨領域系統整合及精工製造，如半導體製程設備、醫療器材、客製化系統開發等，業者靠員工學習取得經驗，或政府的功能是比較長期且間接的基礎人才培訓或市場規範等，而學界偏重於基礎科技的研發，政府/學界都比較難以直接介入産業的發展。

半導體科技與産業是個極為龐大的結構，包括跨領域的基礎物理及材料、製程裝置與封測技術、周邊支援産品技術、特殊産品整合與應用等，絕非單一團隊或大學所能全面涵蓋，故特定技術策略選項及領導力必須由熟悉科技專業領軍，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先生及Intel總裁Pat Gelsinger都曾提出相同的看法，而政府的介入也應有相同的考量。

理論上，政府的教育政策應以國家長遠發展策略來布局，以全面人才培育及深耕前瞻科技為目標，前者屬於教育部的業務範圍，而後者則由科技部負責執行，政府選擇性的優先、獨厚某一特定領域，除了有策略性的考量外，政治操作就是其主要原因了。但以半導體技術發展超過70年的角度來看，除非是長期布局的全球頂尖的技術領域，政府跟大學能夠著力的空間實在有限！

這回政府假教育部之手搞半導體產業創新，其策略目標並不明確，是服務半導體産業？提升大學研發能量？還是人才培育？是實用主義派？還是樂觀主義派？姑且不論教育部專業科技領導力、官僚體系，行事作風是否合宜，短線操作的「半導體產業學院」看來又是一個內捲大內宣的「政治動作」，除了宣揚政府在「護國神山」的豐功偉績外，並表態政府維護半導體科技的決心，但為何沒有執行細節規劃且策略目標不明？

半導體科技幅員廣大，任何機構都很難钜細靡遺完全掌握。「半導體產業學院」政策，若任由學者「盍各言爾志」自由發揮，政府現有機制己足以涵蓋；若由政府強力主導，不但影響了學術自由的基礎，教育部强勢官僚作風、大學半導體科技的綜合深度、廣度、整體團隊領導力是否能勝任如此龐大的國家级任務？以教育部部長及其他教育首長專業部門部署來看，「半導體產業學院」的策劃與管理遠非目前教育部的編制所能達成，而選擇性的投入大量資源於特定科技所衍生排擠效應更不容忽視，其預期成果可直接與扁政府當年的大力推動卻夭折的「矽島計畫」遙相呼應！

科技創新必須深掘、紮根，絕非人多好辦事。號稱多元化的台灣，每個人都可以針對科技、政治互動加以評論，但更重要的仍然是專業判斷及特別領域經驗。蔡政府的財經、科技團隊幾乎都是法律、文科專業領軍，在毫無科技專業條件的情況下對大學下指導棋，「瞎子打燈籠：假專家給人引路」的比喻似乎再恰當不過了！

（作者為陽明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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