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全球外交領域將目光聚集在美俄談判時,新年伊始的中國外交,也開啟了自己的步伐。

應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邀請,土耳其外長恰武什奧盧、伊朗外長阿卜杜拉希揚,分別於1月12日、14日對中國進行訪問。

兩國外長此次訪華的時機也頗為令人玩味:自1月10日(週一)起,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CC)三分之二的成員國及該組織秘書長納伊夫開始訪華;哈薩克斯坦的局勢尚未完全恢復常態,不確定性仍存;伊朗核協議談判重啟,但達成共識路上的挑戰與阻力也不可避免……

在這一不同尋常的時刻,同一地區多國近乎同期訪華,儘管具體事宜不盡相同,但各自的關切也必然重合。

土耳其:宏圖很大,但不能不考慮中國

歲末年初之際,土耳其的內外動態可謂兩極並存:既陷入多事之秋,又想要大展拳腳。

從GDP指標來看,2021年土耳其經濟反彈明顯,去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長7.4%,路透社調查預計該國2021年GDP增長可達9.5%。然而,看似光鮮的GDP數據背後,土耳其飽受通脹之苦,該國貨幣里拉貶值一再創造歷史新低。與此同時,埃爾多安政府與土耳其央行以降息「推波助瀾」的方式,也絕非長期的經濟解鑰。

當然,美國對於土耳其購買俄羅斯S-400導彈系統施加的經濟制裁,對於依賴美國投資的土耳其經濟影響不可小覷。但近年來的經濟陣痛並沒有阻止土耳其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實施自己的宏圖。

土耳其一直積極尋求地區領導地位。2020年,土耳其的支持與幫助,令阿塞拜疆在與亞美尼亞的納卡地區衝突中「取得勝利」,更是一度顯著提高了土耳其的聲望,甚至令「圖蘭」(大土耳其世界)成為社交網絡上的熱詞。

出了本地區,土耳其更是把目光投向了非洲。任內已經出訪非洲28次的埃爾多安儼然成為全世界訪問非洲次數最多的現任國家領導人,而打著「為被殖民被壓迫人民發聲」、「穆斯林權利捍衛者」旗號的土耳其,通過擴大投資、「基建狂魔」、語言文化輸出、軍事參與、武器出口等多種形式擴大自己在非洲的影響力。

這些活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埃爾多安個人和土耳其的存在感,但是也不可避免引起了區域和世界其它大國的警覺。正如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張玉艷博士所指出,土耳其積極推行的「突厥世界計劃」,無疑是對俄羅斯國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嚴重挑戰,甚至可能成為「反俄聯盟」。

畢竟,俄羅斯境內存在著多個以突厥語為主的聯邦主體,而高加索地區(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及中亞作為前蘇聯地區,更被俄羅斯視為自己不可喪失影響力的「勢力範圍」。

正因為如此,在1月初哈薩克斯坦騷亂爆發後,俄羅斯主導的集體安全組織迅速入哈平亂,以及普京的表態也被解讀出格外的含義。「必須確保類似的意外情況不會在哈發生」,「充分準備好擊退任何挑釁」等話語,被中東問題專家邁克爾·坦楚姆視為對土耳其發出的「重要警告信號」。

而土耳其極右翼政黨「民族主義行動黨」領導人代夫萊特·巴赫切利與埃爾多安的一張合影,更是挑動俄羅斯與中國的神經:二人手持的一張世界地圖,將橫跨歐亞大陸的高加索、中亞、遠東地區納入「突厥世界」範圍。

正如坦楚姆所說,土耳其正在成為「歐亞地區的議題設置者」,因此「俄羅斯和中國都將密切注視任何事態的發展」。

至於非洲,除了法國對土耳其積極輸出影響力感到不安之外,《非洲報導》等本土和國際媒體也開始將土耳其與中國並列,認為土耳其在非洲的舉動正在與中國構成「競爭對手」的關係。

如果真如國際觀察人士分析,俄羅斯用藉機出兵哈薩克斯坦讓土耳其暫時「觸礁」,那麼土耳其外長在這一敏感時期訪華,自然也是感覺到其當前推行的地區和國際外交戰略不能不把中國納入考量。

土耳其外交部將恰武什奧盧訪華目的,描述為「處理雙邊關係及當前的地區和國際事務」。結合當前土國內、地區和國際局勢,此話看似官方,但著實不虛。

儘管經歷著經濟陣痛,但土耳其的經濟發展前景得到了國際資本的看好。用土耳其阿納多盧通訊社的話說,包括普華永道在內的眾多國際經濟和金融機構將土耳其視為潛在的國際產業鏈樞紐,有望吸引產業鏈建設的國際投資。

普華永道合夥人之一的托爾加·巴洛格魯便認為,後疫情時代眾多企業將更加注重商業持續性、供應鏈風險和韌性管理,而這會導致經濟全球化向地區化的回歸。而處於歐亞地區樞紐位置的土耳其,可以通過改善宏觀經濟環境和勞動力市場,成為區域製造業、貿易和物流樞紐,從而提升國際競爭力,實現其供應鏈樞紐的潛能。

在這些領域,中土雙方繼續發展經貿關係,無疑將有利於土耳其實現上述目標。

2020年,疫情之下中土貿易總額仍同比增長15.6%,達到240.8億美元。中國作為土耳其第二大貿易夥伴、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和第十五大出口市場,對土耳其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顯而易見,雙方已經在土境內多個能源開發、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合作成效顯著。維護並發展雙邊經濟合作關係,並在新能源、5G、雲計算、大數據等領域開拓新的合作空間,自然將繼續令土方受惠。

而當前地區局勢的新變化,更是土外長訪華的直接因素和重要議題。土耳其在歐亞地區的任何舉動都有可能事關中國的國家安全與其它核心利益訴求,近期哈薩克斯坦的動向更是同時牽動兩國。

用美國國務院原政策規劃官員裡奇·奧岑的話說,可以預見恰武什奧盧訪華是要試圖打消中方可能存在的顧慮,即「哈薩克斯坦的事件是泛突厥主義煽動的結果」,而土耳其也可以借此機會向中方解釋其「不會威脅中國的國家利益」。

而中方對土耳其在該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獨特作用的認可,以及表態應通過加強溝通、增進相互瞭解,解決在歷史和民族等認知差異問題,並強調不在國際場合參加針對彼此的活動,也的確證明了一點:土耳其有再大的宏圖,也不可能忽視中國等地區相關主要國家的顧慮,搞「單邊主義」行動。

伊朗:不止於25年全面合作協議

土耳其的「突厥世界計劃」一波三折,伊朗外長訪華也與其所處的本國和地區形勢息息相關。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賽義德·哈蒂布扎德在週一指出,為期25年的中伊全面合作協議將是此次阿卜杜拉希揚訪華的重要議題。事實上,這份協議內伊朗最為關切經濟與安全領域合作,以應對伊朗當下的內外挑戰。

縱觀過去五年伊朗的經濟形勢,除了2016年(伊核協議生效第一年)因外部制裁的取消而實現25年來最大增幅,之後數年的情況均不樂觀。2018年,隨著美國退出伊核協議、恢復對伊制裁,伊朗經濟更是自疫情前到疫情開始後「三連跌」,2021年在世界經濟普遍反彈的情況下,恢復速度也不如全球水平。

更嚴重的是,在國際制裁之下,作為伊朗重要經濟支柱的石油生產與出口一度縮水近50%,出口和吸引外資均遭受重創,法定貨幣貶值至低點。新冠疫情尚未來臨,該國失業率便在2019年達到16.8%,如今全國更有超過20%的年輕人找不到工作。美國蓋洛普咨詢公司去年下半年的民意調查顯示,59%的伊朗人表示當地經濟正在惡化,91%的民眾認為如今在當地不是找工作的好時候。

當前總統魯哈尼都承認制裁影響了伊朗的食品和藥品供應,非政府國際組織「人權觀察」也出台報告直指伊朗民眾的健康權正在遭受損害時,伊朗的政治與社會穩定勢必受到影響。與近期的哈薩克斯坦類似,2019-2020年的伊朗全國性抗議活動,便由民生問題(燃油價格上漲50%-200%)引發,最後升級為針對伊朗政治體制的衝擊。

在此情況下,兩國全面合作協議中達到4000億美元的中國對伊投資,以及兩國的石油貿易和技術合作,對於伊朗至關重要。正如美國《紐約時報》所說,儘管該協議在伊朗國內尤其是政界爭議不斷,伊朗前總統內賈德甚至公開批評這是「伊朗人民決不能接受、可疑的秘密協議」,但由於「伊朗所有的路都被堵死」,這一協議是伊朗當下「最好的選擇」(伊朗前外交官費雷敦·馬勒西語)。

由此可見,在經濟層面,伊朗歷經政府更迭,也依舊不會改變對該協議的重視。伊朗外長將貫徹落實該協議中的經濟合作作為訪華重要議題,也在意料之中。

與此同時,此次萊西就任總統後伊朗新政府第一次高官訪華,選擇的時機也頗為不同尋常:就在本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和巴林四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成員國,以及GCC秘書長納伊夫也同期造訪中國;歲末年初之際,伊核協議相關方在維也納啟動了第八輪美伊恢復履約談判,繼續推動恢復伊核協議進程。

目前,恢復伊核協議的談判無疑進入了「深水區」和「攻堅區」,正如中國談判代表、中國常駐維也納聯合國代表王群所說,各方就核領域問題形成了新的「共同案文」,就制裁解除問題形成了「共同諒解」,同意在第八輪談判中聚焦這一重點問題深入談判。而制裁解除與美國承諾不再退出,正是伊朗對於同意恢復協議的核心訴求。

與此同時,沒有參加第八輪談判的「退約方」——美國的態度既給恢復協議留下了希望,又繼續給伊朗和各方施加壓力:

一方面,美國與其它締約國(中、俄、英、德、法、歐盟)達成一致,解除了一部分對伊朗的制裁(如針對在聯合國總部工作的伊朗外交官旅行限制);另一方面,美國也警告稱「達成新協議的時間不多了」,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更表示「可能過不了幾周談判就將失效」。

面對美國當前不太可能接受伊朗兩大訴求的現實,上個月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同伊朗外長通電話期間,已經表態「中方支持伊方的正當合理主張,反對動輒施壓的錯誤做法」。同為伊核協議談判的參與方,此次阿卜杜拉希揚來華,極有可能希望在伊核協議談判問題上得到中方的進一步支持,從而為伊朗在談判中爭取更大的主動權。

伊朗核問題對國際社會和主要大國非常重要,對於伊朗自身更為重要,因為它關係到伊朗所在的地區安全,與伊朗的外部生存空間直接相關。而地區和平與穩定,無疑也是伊朗外長訪華的議題之一。

考慮到與伊朗這個什葉派伊斯蘭國家的長期對立關係,其周邊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對伊朗的一舉一動都尤為敏感。香港《南華早報》便指出,對於美國總統拜登任何嘗試恢復伊核協議的舉動,都令這些國家尤為謹慎。

過去40年來,從宗教、核計劃等敏感問題,到也門、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和巴以關係問題,伊朗與沙特阿拉伯為了爭奪中東地區影響力和事務主導權,長期競爭、博弈。例如,伊朗長期關注巴勒斯坦建國事業,以擴大自身影響力並削弱沙特阿拉伯的地區影響力。而沙特阿拉伯則需要巴以兩國和平共處,以遏制伊朗趁亂滲透,維護其地區主導地位。

至於在是否與以色列緩和關係的問題上,伊朗和海灣阿拉伯國家更是持完全不同的態度、採取截然相對的行為,就如同伊核協議問題一般。

當然,伊朗與沙特(以及其它海灣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在2021年也露出了轉機的跡象。用「德國之聲」的話說,由於疫情之下,雙方都有發展地區經濟貿易的需求,在也門衝突上存在停火的可能性,加之美國撤軍阿富汗令雙方都意識到處理地區安全問題還得靠自己,去年兩國明顯增加了接觸,在各場合的各級別會見、會談次數尤為增加,出現了「關係解凍」的可能性。

錯綜複雜的關係和地區動向中,尤為需要各方審慎行事,否則便有可能陷入更大的被動。當伊朗和海灣阿拉伯國家都不再相信美國會大力介入該地區事務時,尋求其它域外大國的支持,無疑是雙方眼中增加自身籌碼、在地區問題上佔據主動的必要之舉。

綜合考量之下,海灣阿拉伯國家和伊朗前後腳組團訪華,也就可以理解了。即使不需要中國公開、直接支援,與中國達成有益的經濟合作,獲得政治信任,甚至在安全領域有任何合作的機會,都會被這兩方視為「增強底氣、增加底牌」。

由此可見,同為歷史悠久、曾經輝煌的地區大國,土耳其和伊朗都有自己的宏圖,也都不得不面對現實的局限。在同樣的時間集中訪華,各自想談的具體事宜或許不同,但兩國的關切其實高度相似。而在開年之際增加多邊溝通,增進互諒互信,或許是各方處理地區和國際問題更好的方式。(作者為中國翻譯協會會員、國際政治觀察分析者)

(本文來源觀察者網,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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