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厲鋪張、添枝加葉自西洋歐美蔓延台灣島內,隔著一灣海峽的中國大陸彷彿佈滿劍樹刀山;當他們一再釋出善意,也成了虎狼出穴的號角。殊不知,中國自周代就已完善了優良政治傳統——《詩》曰:「天命靡常」;《左傳》引《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如此思想構建了統治者的良知——異乎西方,中國的統治者需要導正民風、樹立法度,而非市場之商品、資本之令牌、名利之侍僕。

更何況,改革開放的中共,早已不是井崗山上那個「老土共」;繁榮的今夕,更早已與台灣課本鍾情的「大躍進」、「文革」判若雲泥,而是埋沒民粹浮雲裡的一系列人心端正、體制變革。

許多人以中國共產黨為中國惟一合法政黨,實則不然——國民政府時期,黨派林立,時人謂國、共以外的第三政黨為「民主黨派」。後來,民主黨派僅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遷台,其餘留滯大陸。文革時期,民主黨派運作停擺,改革開放後逐漸恢復。現存民主黨派有八: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中國民主促進會(民進)、中國農工民主黨(農工黨)、中國致公黨(致公黨)、九三學社(九三)、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盟)。

在反華徒輩之間,民主黨派常被貶稱「政治花瓶」,我以此為西方思想根深蒂固之侵害,乃因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並非競爭、對立,而為相輔相成——中國共產黨執政,民主黨派依其專業分工參政,於「全國政協(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提出教育、醫藥、經濟等方面建議。他們不求聞達,存續著中國的文人精神。此種不爭權奪位的政黨政治,洋人百思不解、望塵莫及,故以「專政」抹殺。

至於中國現行投票制度,亦逐漸擴大功效。十三大後,黨內實行差額選舉,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規定人大代表差額選舉;1986年在修訂《選舉法》明確規定將差額選舉,鑒於實行窒礙,也重將「等額選舉」寫入法律條文。

等額候選人的制約,則需有「反對票」,全國人大的第一張反對票來自一名台灣人。1985年,曾任台東縣縣長、立法委員的中國青年黨人黃順興輾轉逃亡大陸,後當選為全國人大台灣省代表。1988年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表決七個專門委員會人事時,黃順興當著鄧小平在內的高官執起麥克風高喊:「我反對!」述著反對周谷城任教科文衛委員會主任委員的理由:「我不認識這位候選人,但從簡歷上看,他已八十有九。這麼大歲數的人,不應該再辛勞他了。應該讓他好好保重身體。難道就沒有年輕人為國家做事?」言畢,全場撫掌。表決時,當大會主席說「反對的請舉手」,會場舉起零星的十一隻手;到「棄權的請舉手」,也舉起了六十一隻。雖言周谷城終仍當選為教科文衛委員會主任委員,卻是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以來反對票之濫觴,往後的反對票、棄權票不僅主事重要人事選舉、任命,諸如三峽大壩建設、年度預算案、國務院總理年度報告亦不乏其身影。

至今,差額選舉早已擴及全國人大常委;黨職方面,亦已從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乃至權力最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實證明,差額選舉已於近年產生重大監督作用——2012年,號稱胡錦濤「大內總管」的令計劃爆發醜聞,落選第十八屆政治局委員。

「依法治國」是國家穩定的基石,上至高官權貴,下及黎民百姓,故司法改革乃國家重要課題。

文革時期,大陸司法案件皆由黨委審批。1979年改革開放初起,鄧小平通過《關于堅決保證刑法、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結束黨委審批案件制度,隔年成立「政法委員會」代之。政法委員會主事司法審判與治安維護至十八大。

1987年,十三大提出「強調黨政分開」,是中共的第一個司法改革主旨。1996年,中共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治」一詞正式見於中共體制。

1997年,十五大提出「推進司法改革」。1998年,實行全面審判公開。2001年,發佈《關於廢止2000年底以前發布的部分行政法規的決定》,廢止著名的「勞動改革(勞改)」制度。

2002年,十六大提出「推進司法體制改革」。2003年,成立「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下設「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

2007年,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

2012年,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時期,鑒於周永康事件等影響,政法委權力遭到限縮;2013年,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有效制止了刑訊逼供,同年廢除「勞動教養(勞教)」。

欲問中共司法體制改革如何?據瑞士《世界經濟論壇》雜誌調查2017年至2018年列國「司法獨立」顯示:大陸與台灣同分,大陸居第46名,台灣居48名。這份西方國家所作報告反駁著台人心底暴虐殘蠻的大陸印象與民進黨當局高喊的一系列司法改革虛號。

改革開放崛起後,中共產生許多「搭便車」貪腐問題,在資本的賄賂、牽制、鬥爭後,高層終究選擇正視。十八大以來,中共展開大規模反腐敗運動,整頓吏治。2018年第十三屆全國人大通過設立「國家監察委員會」,與黨的中紀委合署辦公,不僅一掃西方資本主義入侵以來的腐敗作風,更全面繼承中國自古代御史、民國監察院以來的監督政治傳統,與西方乃至台灣對貪官污吏從寬、對官員生活作風毫無規範之態南轅北轍。

綜上所述,中國人與西方人改革路線的最大差異何在呢?我思量,就是不搞理論作繭自縛,務求團結而不分裂,重視道德人心而非單純且從寬的律令,胸懷百代千秋而非黃粱一夢——所謂政治,並非以西方主導的治國之道;所謂政治學,更非西方近百年來的侷限。反之,泱泱華夏有著自己的歷史,孕育優良的政治傳統、政治精神,它適用於中國,不適用西方,猶如西方政治學適用西方,不適用中國。縱觀歷代政治改革,絕非一味模擬西方,反而是在傳統文化精神的去留選擇去蕪存菁,博采眾長,於歷史之鏡中自見。習主席曾多次引用韓愈「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強調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認為中國「崇仁愛、重民本、守誠信、講辯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強不息、敬葉樂群、扶正揚善、扶危濟困、見義勇為、孝老愛親等傳統美德」不可棄絕,亦曾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闡述中華文明的海納百川、異彩紛呈;又如唐代梅花尼子的「終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領頭雲。歸來笑拈梅花臭,春在枝頭已十分。」正是中國人在百年的盲目崇洋後,重拾傳統的千年預言。

然而,中共改革政治、振興政治精神的作為,台灣人見到了嗎?不!我們只能見到對中共不足的捕風捉影。王充《論衡》曰:「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為十,見百益以為千。」此風若長,民粹就會在將在失本、失實的大夜中彌天徹地;反之,若能試圖傳送此些逆耳又無流量的真相,才有機會一矯俗人「言事增其實」、「好奇」之弊,當人心端正,政客也就不會投其所好,閉起強唇劣嘴,收起浮文巧語,專於施政利民,習近平時代以來,管制網路不良之風,想必與我同有宏願。我以此為文人胸襟、文人職守,即將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的精神沁入炎黃子孫胸膺,直教燦若芙蓉,堅如石蓮。當我們重溫文、武、周公的殘卷,它將為君開來,開得無際,開得無垠。(劉律辰/南山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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