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大陸穩健發展攸關印太和平（洪奇昌）

中共二十大將於2022年下半年召開，二十大後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權力格局仍是無可挑戰；但未來5-10年中共內部治理究竟向左走或向右走？對外關係是戰狼還是修正？兩岸關係是兵凶戰危亦或柳暗花明？不僅外界霧裡看花多有爭論，或許連中國大陸內部也莫衷一是。

早在6年前，北京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便在2016年「騰迅思享會夏季論壇」指出，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30多年來最讓人困惑的一個時期」。

孫教授回顧改革開放初期，「國家朝著什麼方向走的問題，從來沒有模糊過。」然而到了2016年，孫教授卻發現，當前中國改革「就像我們在戈壁上、在沙漠里開車，前面的路都是很明確的，但是走著走著路沒了，前面是一個沙丘，車轍沿著不同的方向走了，有深有淺。那哪條最後可能就走得通，可能就是一條路，哪條可能走不通，它根本就不是路呢？現在我們都有點弄不清楚。」

我們可以理解，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沒有什麼好失去的，就算遇到一些「困難」摸著石頭也要過河。但在改革開放到了一個階段之後，一個路線選擇錯誤，可能賠掉的不只是改革的經濟果實，還有政權正當性。恐懼因而衍生出對路線的困惑或者擺盪猶疑。

孫教授指出，這樣的困惑和擺盪來自於：第一、國家的方向感；第二、精英和上層的安全感；第三、老百姓的希望感。這三方面「最現實的、最眼前的、最急迫的問題」沒有一個基本的答案和方向，而孫教授認為，「這些問題不解決，(中國)下一階段的改革就無從談起。」

第一、國家方向感方面，孫教授發現，（大陸民間）都在焦慮經濟上的不景氣，而經濟蕭條背後是社會、體制甚至政府「轉得慢了」，有的地方是「明轉暗停」或「虛轉實停」。孫教授認為，如果連官員都感到「現在不知道怎麼幹，一幹就出錯。」那麼就不僅是中共中央「打貪反腐下的怠工」使然，背後更深層的原因是「國家的方向感不明確」。

第二、上層與精英的安全感方面，孫教授認為，改革開放的作用在於「社會有了法治規範，讓能幹的人脫穎而出，並使他們的行為有利於社會。」然而「近幾年來有錢、有知識的精英和上層在跑路，資金在外流；原因就是沒有法治，缺乏安全感的基本保障所造成的困境。」

第三、百姓的希望感方面，孫教授認為，2012年十八大前後「老百姓應該是充滿著希望的」，然而2017年中共十九大前後時期，中國大陸農村收入減少；城市則因為「去產能」而牽涉數百萬人轉業或失業。老百姓的生計出了問題，希望感自然受到打擊。

孫教授在2016年點出的中國內政治理三大問題，在6年後的今日依然顯其卓見。我們可以預期，二十大期間習政權的持續與鞏固是確定的，民族復興宏願下各階段的願景目標也是確定的。但也誠如孫教授所言，改革開放的前30年「國家朝著什麼方向走的問題，從來沒有模糊過。」但是後30年改革要「朝著什麼方向走？」若是沒有明確穩定的預期，其衍生效應不僅涉及中國大陸政治社會穩定，也將外溢影響印太區域政經情勢。

當下的中國大陸，雖有2021年經濟成長8.1%的漂亮成績，但幾年前被受鼓吹的中國大陸青年「狼性」文化，也在2021年轉向「站不起來，又不想跪著」的「躺平主義」，顯見中國大陸人民對於經濟前景的無力。加之2020年以來，中國大陸官方加強國進民退、反壟斷、網路資安、金融、教育、文化娛樂、新聞產業等市場與思想監管，都可能讓精英、百姓對於攸關生計的安全感和希望感更為不安，對政府政策「向右開放」或「向左緊縮」的方向感更為茫然。

中國大陸社會瀰漫的不安與茫然必是中共中央的治理難題，然而在政治風向不確定的情勢下，政府官員為了個人政治站位和社會維穩考量，更容易選擇寧左勿右的保守或緊縮措施；甚者將內部矛盾外部化，把內部治理風險擴散至對外關係乃至於兩岸關係風險。

由此我們也可預期，2022年中共二十大前夕，台灣依然要面對許多來自中共的壓力；即便是中共二十大後，中共中央如何處理國家方向感、社會安全感、人民希望感等議題，依然是評估中共對印太、台海和平穩定，對全球經濟與產業如何產生動態影響的核心指標。

台灣自應審慎準備因應各種風險挑戰，但台灣也可更積極地面向中國大陸，為中國改革發展道路提供一些合作與借鑑；一如台灣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前30年所扮演的角色；持續促進中國大陸改革發展能如孫立平教授所主張的：「朝著現代化的方向走，經濟上朝著市場經濟的方向走，政治和社會朝著民主、法治的方向走。」相信一個健康穩健發展的中國，必更有益於印太各國人民福祉和印太區域和平穩定發展。（作者為前海基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