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戰略學界常用「不謀全域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來談國際變局,我認為當前俄烏衝突對全球格局至少產生了四個方面的直接衝擊:

第一,前幾年國內流行的「東升西降」的判斷基本失效。這主要是說,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像《後美國世界》裡形容的那樣「群雄崛起」,或者說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一度崛起後沒能走上可持續發展的軌道,相反,像俄羅斯、南非、巴西這些國家近年來國力下降,發展中國家集體合作的意願下降、整體影響力在不斷減弱。姑且不談俄烏戰爭的原始起因,這場戰爭的最終結果從大概率來看是俄羅斯經濟的「委內瑞拉化」「沉沒成本」巨大。反觀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外交節奏調整極快,展現出對烏克蘭巨大的「戰略同情、戰略共鳴能力」。以挺俄還是挺烏意識形態劃線,世界新的戰略格局大致「塵埃已定」,不同國家集團在「大棋局」中的政經座標和發展潛力也逐漸清晰。

第二,受俄烏戰爭和疫情雙重影響,全球「經濟斷鏈」趨勢更加明顯。這主要是說全球市場被分割、跨域、跨國投資受限制、技術轉移阻力加大等反向作用力會延遲,甚至擱置本已困難重重的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本來美國和一些發達國家在制定如氣候變化、投資、數位經濟等政策時,已經開始強調勞工權利、環境保護以及資料自由流動等價值,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價值觀壁壘」,這場戰爭讓價值觀因素在世界經濟關係中的作用更加凸顯,「以俄為界」的經濟「價值觀壁壘」不僅不會消失,而且對俄羅斯的全方位、高烈度的制裁,也將進一步加劇國際能源、資本和市場的分化與收縮。

第三,全球「治理赤字」衍生出「和平赤字」,主要體現在二戰後形成的國家組織和現存的全球合作機制,不僅沒有幫助發展中國家施行更有效的內部治理,而且沒有制止局部戰爭和地區衝突的爆發,甚至在戰爭期間,連國際人道主義干預的原則和規則都引發了巨大的爭議。如何實現摒棄冷戰期間零和博弈的舊思維,摒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以合作謀和平、共商共建全球和平治理的觀念對未來國際體系的運作依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俄烏衝突給世界最大的啟示,就是要實現世界長久和平,各國必須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反對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反對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對以鄰為壑、損人利己。令人遺憾的是,聯合國在這方面的表現令人失望,大國協調表現出低效甚至失敗的特點,人們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建立更有效的集體安全機制的問題。

第四,俄烏戰爭的最具爭議性的結果,可能是中美兩國的角色更加凸顯,俄羅斯在全球政治舞台上影響力式微,在大國競逐中逐漸出局。 有美國學者曾用「非敵非友」、「敵對夥伴」這樣的詞彙來形容中美戰略競爭,雖不完全精確,但中美「全領域」、「全區域」的競爭確實將主導全球政治力量的不同組合。在中美「對抗、合作、競爭」過程中,原來處於「中間地帶」的一些國家重新站隊或「歸隊」,一方面是以日、澳及少數歐洲國家開始強化對美國的「追隨」態勢,另一方面是大多數國家在強調戰略自主性、不願淪為大國博弈的犧牲品的同時,對是否加強與中國的友好合作產生了很大的顧慮。美國竭力拉攏盟友、劍指中俄的做法,無疑將對世界各國的外交政策選擇產生不同影響。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美國朝野上下形成的「兩黨共識」,即中國的和平發展也對美國構成實質性的挑戰,其實是美國對中國的一個「心魔」。「克城易、攻心難」,中美能否處理好彼此關係,「攸關世界前途命運,是兩國必須回答好的世紀之問」。應當說,中美戰略競爭是長期的,短期內想通過「決戰」方式來分出高低勝負的想法沒有歷史與現實基礎。中美都在各自進行艱難的國家探索,所以兩國競爭的基礎其實本質上在於對各自國內事務的處理上,從這個角度來看,真正「偉大的探險在於內心深處的探險」。

俄烏戰爭讓人類社會步入一個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考慮到此刻全球防疫引發了「制度較量」的爭論這一特殊背景,中國做出什麼樣的戰略判斷和政策選擇關乎國運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未來。當然,從中美交往的歷史來看,如何應對國際變局,中美兩國的領導人是否具有遠見卓識和政治智慧也至關重要。

(作者為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專案聯席主任)

(本文來源:《海外看世界》公眾號,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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