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發俄烏衝突的主要原因來自兩個,一個是關於北約的不斷東擴。原本北約的目標是針對當時的蘇聯,可是當蘇聯瓦解後,北約不但沒有因此而解散、反而還五度「東擴」,最近一次「東擴」就把原來華沙公約組織的成員幾乎變成了北約的成員。

因此,對於北約是否「東擴」到烏克蘭一事,自然侵犯到了俄羅斯在中東歐「安全地帶」既有的戰略利益。而除了北約的「東擴」問題外,俄羅斯本身在民族中心主義與「大俄羅斯」思維的崛起,則是引發俄烏衝突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海外俄裔族群的軍事保護傘

對於變遷的國際體系,普丁展現出一種所謂的「大俄羅斯」的思維,認為烏克蘭的國家與領土是人造的、是被人所建構與劃分出來的,甚至可以追溯到蘇聯一開始建立的時候,包括列寧、史達林時期,最初開始是為了主張民族主義才讓烏克蘭獨立成功。

接著到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史達林把從西方、從波蘭所獲得的領土併入到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後來掌權的赫魯雪夫更是把克里米亞送給了烏克蘭。可以說,從一開始俄羅斯革命、到進入到蘇維埃體制之後的領導人,並沒有顧及到俄羅斯民族的感情,硬是割裂出烏克蘭這一塊的土地。

這在開戰之前,普丁對於烏克蘭的論述中便對這塊講得非常清楚。因此,在所謂的「大俄羅斯」的思維下,普丁認為他現在所做的事情、在俄烏衝突中進行軍事手段的「干預」,其實就跟1999年時北約對科索沃所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當時,科索沃是在南斯拉夫聯邦與塞爾維亞共和國下面的一個自治省,由於科索沃想要脫離塞爾維亞共和國跟南斯拉夫聯邦,但北約認為塞爾維亞基本上不會讓科索沃有所謂的「脫離」的舉動、甚至可能會有壓制的行動,所以在當時,北約基本上以人道的理由去轟炸南斯拉夫與塞爾維亞。

而現在來看,烏東地區主要是一些講俄語、親俄羅斯的俄裔族群,也有想要脫離烏克蘭的打算,所以現在先藉由自治、或甚至獨立,未來也可能想要申請加入俄羅斯聯邦的部分,但因烏克蘭的基輔當局在基本上漠視了這些族群的權益、對這些人進行壓迫,比如通過實施以烏克蘭語為唯一官方語言的「國語法」,讓普丁有了進行「干預」、向烏東地區俄裔族群提供俄羅斯軍事保護傘的立基點。

所以在普丁的認知中,包括從開戰之前他對於烏克蘭的論述、以及他對於烏東地區的論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普丁把他的「干預」作為給類比為跟北約在科索沃所做的事是一樣的,如果北約認為自己在道德上沒有瑕疵,那換句話說,普丁今天做的這些「干預」就只是跟北約做同樣事情罷了。

「大俄羅斯」思維具有憲法效力

而這樣的「大俄羅斯」思維,也落實在憲法中的「俄羅斯中心傾向」,可以說是俄羅斯聯邦憲法自1993年以來最重要的修正。俄羅斯在2020年6月25日至7月1日間舉行了修憲公投,結果顯示,有78%的選民支持對憲法60%的內容進行修改,除了修改總統任期方面的內容外,應該就屬落實「俄羅斯中心傾向」的相關內容為人所關注,讓這個概念進入到了俄羅斯的法律層次當中。

墨爾本大學的學者帕萊特(William Partlett)便認為,1993年版本的俄羅斯聯邦憲法尚且還具有國際性,當中沒有關於俄羅斯民族主義和俄羅斯獨特性的內容,但是2020年修憲通過後的憲法卻強化了民族主義的傾向,強調要捍衛二戰歷史的「真相」,以及俄羅斯作為蘇聯繼承國的重要性,還加強了俄羅斯聯邦中心的權力,包括賦予俄羅斯憲法法庭否決國際法庭判決的權力。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高級顧問扎克海姆(Dov S. Zakheim)也表示,儘管普丁沒有像列寧和史達林那樣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但普丁也並不隱諱他要恢復俄羅斯大國地位的目標,至少要恢復到蘇聯時期的強大,而且,普丁和蘇聯時期領導人、以及沙俄帝國的領導人在地緣政治方面的考慮是一致的。

過去的俄羅斯聯邦憲法,對海外的俄裔族群基本上沒有做任何設想,在表述上剛性且清楚的表示國界就是國界,所以對於海外主權國家內的俄裔族群基本上就是那個國家的國民。「大俄羅斯」思維跟「俄羅斯中心傾向」概念,是在俄羅斯的整個國力由下滑到最底開始回升時逐漸出現的,時間上差不多是普丁第一任結束時。

在「大俄羅斯」思維跟「俄羅斯中心傾向」概念下,雖然這些俄裔族群還是居住在國際法上屬於外國的地方,但是如果這些俄裔族群的權利受到侵害的話,俄羅斯將會在力所能及的時候做出干預或保護的舉動。

因此,這樣的認知儘管與今日國際法上對於國籍的定義有扞格之處,但就今日俄羅斯以「特別軍事手段」為名出兵進行「干預」,而非正式向烏克蘭宣戰的舉動來說,是符合俄羅斯聯邦憲法中對於海外俄裔族群的保護的。

(作者為國立聯合大學助理教授,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研究員,國戰會專稿,本文授權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中時新聞網言論頻道同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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