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立法院委員會正在審查《監察法》修正案,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成立之後,面臨執行面的諸種困擾,職權行使的重點在人權受侵害或各種形式歧視之事件調查?還是研討人權政策、推廣人權教育?監察委員間爭論不休。我們不願以爭權奪利來看待,但是現今的監察委員沒有齊心協力的同體共識卻是事實。監察委員不論參加任何委員會,或是對人權議題及保護有專門研究或貢獻而產生之委員,身分相同,都必須注意人權之保護。其間沒有A咖、B咖,專責分工容有輕重,權力行使並無不同。

侵害人權最大來源的是政府的公權力,殆無疑義。現行《監察法》既有的條文針對政府的侵害已有完足的規範。倚仗監察委員獨立的調查權,可以經由委員會決議的調查報告充分發掘政府行政的缺失。對於現存繼續中的行政缺失更可做成糾正,督促行政單位改正。

受督促的行政單位接到糾正案後,應即為適當之改善與處置,並應以書面答覆監察院;如逾兩個月仍未將改善與處置之事實答覆監察院時,監察院得經有關之委員會決議,以書面質問或通知其主管人員到院質問之。糾正案是對機關發出的,質問則是針對機關的首長。

《監察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一,行政院或其所屬各機關對於糾正案,未依《監察法》第25條規定答覆,依舊有藉故敷衍、推責、延宕,或不為適當之改善與處置,或經質問後仍未切實改善,或改善後就同一性質之事件仍一再發生相同、類似違失情事者,經調查屬實,對該主管長官,得逕依《監察法》第6條提案彈劾或第19條之規定書面糾舉。這是我國獨有的良制,為世界各國所艷羨。對於政府侵害人權已有完全的手段,至於現今監察院是否能避免「徇人情,任喜怒,黨親昵,畏豪雄,顧禍福,計利害」,那就要看在任者的擔當與識見了。

為了人權委員會執行職務,監察委員草擬《監察法》修正案,擬定人權委員會進行調查時,先以書面要求各政府機關(構)、法人及團體說明或提供相關資料;必要時,可以由人權委員會委員或派員前往現場調查。此一修正重點在調查範圍擴張到政府以外的法人及團體。此後,監察院就不只對政府行政單位行使監察權,甚至及於司法院與考試院了。以前大家懷疑監察院沒有牙齒,現在把先前的一個缺牙窿也補上了。

監察院提的草案,人權委員會進行調查要先以書面要求各政府機關(構)、法人及團體說明或提供相關資料,必要時方得前往現場調查。在實務經驗上,政府機關對書面調卷通常都選擇性提供資料,真正有問題的部分經常隱沒不給。等到再次前往現場調查時,早已打草驚蛇,功效有限。

依據《監察院辦理調查案件注意事項》第13條,調卷時應出示監察證、調查證或其他派查文件,如須攜回文件應給予收據,並得封存案卷。除因情節重大須急速處理者外,以就地調閱為原則,必要時並得影印攜回。此處之調閱實質上類同於檢察官的搜索,監察院的相關規範僅訂定在行政作業辦法層級,似有不妥。監察委員且持監察證即得進行,更可命調查官攜調查證代為現場調卷,更與憲法保障之令狀主義不符。據以往之經驗,調查證上之官防早已印就存放在調查處,調查官只要填寫案號,沒有經過必要的審酌,甚至無須層簽,即可出發查案。

《監察法》修正後,調查對象範圍擴大到政府以外的法人及團體。若無適當之節制,旨在保障人權的監察院在調查發動之時,可能就已有侵害人權的作為。

《巴黎規則》期許各政府保障人權,當然要讓監察院有齊整有力的牙齒,對侵害人權的政府機關或是民間機構都該有調查的能力,但調查的手段卻不能便宜行事。督促民間機構改正侵害人權之作為,更是需要設計規範違犯的罰則與強制手段。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已經掛牌運作,但配套作業規範的工作恐是一點都不能馬虎。至於防疫期間政府對人權可能造成的侵害,如限制醫護人員出國、入境隔離措施,以及藝人在臉書發文「很多孩子走了」就要被法辦等爭議,國家人權委員會更應勇於任事,才不至辜負國人的期望。(作者為第四屆監察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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