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奇宣布「美國已走出新冠大流行」兩月不到,美國經濟迎來了新的挑戰:40年不遇的高通脹,美聯準會連續加息,美股自6月中正式進入「熊市」。投資者用拋售向市場傳遞了新一輪的經濟衰退信號。經濟衰退在經濟學上並無準確且唯一的定義,但通常可被理解為連續兩季度的GDP負增長。可以說,2022年一季度的負增長已經讓美國一隻腳再度邁進了衰退的門檻。本文認為,在後疫情時代,美國經濟最大的隱患是「K-型」經濟復甦時所帶來的結構性問題。

何為K型復甦?在衰退後,不同產業或群體產生迥異的復甦軌道被稱位K-型復甦(如上圖)。美股經歷了2020年3月第一次新冠帶來的重創後,科技板塊帶動了一波強勢的復甦。一年內,納斯達克指數從低谷的6800點左右直接翻倍,至2021年11月漲至16000點。誠然,股市的狂熱與低利率環境和政府的瘋狂撒錢不無關係,但是科技、軟體、零售等對硬體和密集勞動者需求較低的產業所展現的復甦速度確實遠遠超過了旅遊、食品等其他產業。

為何筆者稱K-型復甦可能成為「隱患」?原因有三。

首先, K-型復甦時欣欣向榮的表象往往讓決策者忽略洶湧的暗流。儘管美聯準會加息的消息在坊間傳聞已久,為何(大多數)經濟學家和華爾街投資者依舊沒能預測到股市在2022年中的崩盤?這是因為,所謂的「倖存者偏差」讓決策者低估了新冠大流行病對特定產業的結構性重創。事後來看,2020和2022年的雙底衰退(double-dip recession)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歷史規律的。

眾所周知,本次通脹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俄烏戰爭導致的能源價格上漲。上一次美國經歷如此高的通脹是由於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引發的原油減產;供給側引致的原油價格飆升將美國的通脹在1980年推至15%左右。為遏制通脹,以時任主席Paul Volcker為首的美聯準會將Federal Funds Rate(FFR)推至22%(注:時下的FFR尚不足2%)。收緊的貨幣政策讓美國在1980和1982短時間內兩度進入衰退。

其次,K型復甦容易深化生產要素的次優分配。新冠大流行對勞動力市場的衝擊是不對等的,這種不對等性在時間和行業間都有展現。大流行病初期,資本的流入帶動生物科技及製藥產業大熱。當新冠疫情浪潮在2022褪去時,伴隨的是大量生物初創公司的資金鏈斷裂和重組。正所謂幾家歡喜幾家愁,一些產業經歷著潮起潮落時,另一些卻從未走出新冠製造的「深水區」。目前美國面臨著嚴重的勞工短缺和全球供應鏈的短缺。在產業間展現出K-型復甦的趨勢時,原本就稀缺的勞動資源和進出口資源會一味趨向於已經展現出復甦趨勢的產業,導致惡行迴圈。勞動供給過剩的產業開始內卷,不足的產業難以翻身,可以說「旱的旱死,澇的澇死」。

最後,K型復甦創造的分歧有可能激化更深的人口矛盾。貧富差距是羈絆了美國半個世紀的難題,特別是在80年代雷根新政之後。從收入結構來看,上層白領金領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資本回報,而底層的主要收入來自勞務所得。在2020年,疫情的全線封鎖限制了普通人通過勞務來換取收入的能力。伴隨著2020-2021年的股市復甦,本就不均等的國民收入被再度極化。新冠已然給全人類帶來了長達兩年的衝擊,這種衝擊不僅是物質的,更是精神上的。K型復甦意味著部分人的復甦之路將更加漫長且佈滿荊棘。

(作者為美國克里斯多福紐波特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本文來源《海外看世界》,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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