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疫情、俄烏衝突、大國戰略競爭、經濟週期波動、全球供應鏈重組等多方面因素影響,當前全球經濟的走勢很不樂觀。中美兩國也都面臨較大的經濟困難,但雙方面臨的經濟挑戰在性質上有較大不同。

中國經濟面臨的是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的疊加。在新冠疫情難以做到全面穩定「清零」,局部疫情時有發生的情況下,餐飲、旅遊、交通出行、娛樂等領域的消費需求大幅下降,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使城鄉居民消費意願普遍不強,內需的支撐力明顯不足,加上社會投資增速不及預期,在此背景下,保持強勁的出口對於穩經濟具有了更大的重要性。但隨著越來越多國家選擇與病毒共存的政策,各國逐步恢復正常生產,這使在2020-2021年產生的特殊訂單減少,一些因疫情導致他國不能正常生產而流入中國的訂單,出現了反向的流出。

中國4-5月出現的較大規模疫情,使這一情況出現暫時的加劇。全球經濟前景的低迷也抑制了他國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在出口難以長期穩定增長的情況下,在「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下,如何有效刺激內循環,激發微觀主體的經濟活力,緩解中小微企業的經營困難,增強民眾的消費信心,這是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較為嚴峻的挑戰。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對於中國經濟而言,保就業和保民生,應該比保經濟增長率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相比之下,美國面臨的主要經濟問題,是在經濟增長較為脆弱的情況下,盡快有效地抑制通貨膨脹,解決一些地區的製造業活動面臨的供應鏈不穩定、勞動力緊張以及成本上升等方面的挑戰。其中,抑制通貨膨脹,避免經濟陷入滯脹,是當前美國經濟面臨的一個核心挑戰。美國政府在控制通脹方面的效率不足,正轉化為拜登政府越來越大的政治壓力。為了抑制通脹,除了美聯儲的加息、縮表之外,美國政府手中可用的政策手段不多,其中,取消對部分中國輸美產品加徵的關稅,是從經濟層面執行起來簡單、且經濟負面影響很小的措施。

但拜登政府面臨兩種政治壓力之間的平衡,一是通過取消對部分中國輸美產品加徵的關稅,多少緩解美國的通脹壓力,這具有一定的政治價值;另一方面,這樣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相當於承認對華貿易戰的部分失敗,可能增強中國在與美國打交道時的信心,也會影響其他國家參與印太經濟框架等針對中國的經濟戰略安排的積極性,對拜登政府而言,這是一種不小的政治和外交戰略上的損失。

面對各自的經濟困難,中美採取了不同的應對方式,中國的應對方式的方向是刺激居民消費,試圖通過對經濟生產擾動更小的方式進行更可持續的防疫「動態清零」,盡可能減輕防疫政策對社會經濟活力的負面影響。拜登政府曾寄希望於通貨膨脹是一種短期現象,會自動趨於緩和,在這樣的希望基本破滅後,其政策重點在於如何在通過加息、縮表抑制通貨膨脹的同時,減輕其對經濟增長的衝擊,比較好地實現「軟著陸」。鑒於中美各自採取了不同的應對經濟困難的路線,即使中美作為世界兩個最大的經濟體都面臨較大的經濟困難,即使兩國看起來有在經濟上進行某種合作的空間,卻依然難以開展具有實質性的合作。(作者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關係教授)

(本文來源《海外看世界》,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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