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上海調查單位(CID)繼續積極偵辦此案

美軍雖然離開了台灣,卻繼續積極地偵辦此案;上海調查單位(CID)將矛頭指向艾文思。由於艾文思已經退伍,脫離了軍法的管轄權,軍方在弄清楚了案情以後,隔年(1947)便將全案移送給司法部,由其下的聯邦調查局(FBI)接手調查。從其後開庭的文件可以看出,過程中,軍方動用了龐大的人力與資源來調查此案,最後並安排所有中、日方證人員免費乘作軍機,並將中方官員以外的證人,安頓在洛杉磯軍營長達近一年的時間。

由於艾文思已經退伍,美國軍方司法單位除了先前所取得的自自白書外,已經無權再偵訊他,只好將對他的偵查放在一旁,從而鎖定了以下的偵查對象:

1.原田佐,由於當時的日本是在美國占領軍的管轄之下,所以美軍有權對任何日本公民採取偵訊行動。

2.美軍愛隆生上尉,繼續由美軍司法單位調查。

3.黃在義兄弟:由於他們是中華民國公民,所以不論是上海的黃在義或是台北的黃在榮,都由中方的司法單位配合美方的的調查,對他們兩人採取了相關的司法行動。

4.鄭南渭,他是艾文思虛構情節中的主要關係人,美方調查單位(CID),也特地和他在上海見面、會談。

●1946年5月5日,鈴木源吾接受調查

鈴木源吾繼續以專家的身分留在台大教書,同時也接受中、美雙方的調查。5月分,在他〈證言(Affidavit)〉的資料中提到:「貝格上校介紹我認識艾文思中校,他負責民政府(Civilian Government)、財政、金融與工業等事務。……他以其職位召集日本經濟專家開了許多會議,以了解台灣的經濟問題。」起初在10月8或9日時,艾文思利用職務之便訪查台灣銀行,了解印鈔與發行狀況,從而得知:台灣銀行只有非常少量的黃金準備,並無任何外匯,也無美金存款,令他感到相當訝異。之後,他以其職位召集日方經濟專家召開許多會議,了解台灣經濟問題。

據鈴木源吾之〈台湾における終戦処理(戦後財政史)〉,原田少佐時任經濟參謀,負責台灣軍之經濟事務。鈴木又在1948 年4月5日給葛超智的信中提到「艾文思中校在美國的審判庭中吹噓,他一直監視著價值達3億6千萬之日產,但這並非事實,實際上他什麼事也沒做。」(參見蘇瑤崇主編,《葛超智先生相關書信集》,上冊,頁417)

●1946年6月,愛隆生將賣金「外快」所得上繳

愛隆生上尉於4月離開了台灣,但軍方對他的調查一直沒有放鬆。據判斷,他可能向調查單位全盤供出了細節;交待了如何經由聯絡組的台灣翻譯黃在榮,認識了在上海經商的黃在義,又如何經由黃在義的協助,將艾文思託他脫手的373枚金幣賣給了上海的銀行。對軍方而言,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證人,一來,他是美國軍人,比較容易取得陪審團的信任,二來,他所供述的許多細節都凸顯了艾文思證詞的不實與矛盾。因而隔年11月,本案正式開庭前,美國陸軍特將其調往洛杉磯,負責美西大學軍訓教育(ROTC)的督察工作,同時可以隨時出庭作證。由於他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協助艾文思犯案,為的只是賺點外快,並沒有觸犯法律,所以沒有受到任何懲處。1946年7月份,他也自動將「外快」所得的利潤600美元(23個金幣售價扣除他向艾文思購買的成本),全部繳給國庫。

●1946年6月,黃在義上海遭訊

大概在釐清了黃在義在本案所扮演的協助銷贓角色後,中國司法單位在美國陸軍刑事調查部CID(Crimin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的請求之下,以盜賣黃金的罪名,在上海將黃在義拘留審問了8天,然後以鋪保的方式將其釋放;聽候傳訊。根據間接資料推測:他哥哥黃在榮在台北也同樣遭到拘留與訊問;據判斷:黃氏兄弟在此次被拘捕前,可能都未曾清楚地交待他們在黃金換匯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一旦愛隆生向美軍調查單位全盤托出後,這個環節就曝光了,黃在義就無法再推說不知了。

●1946年6月30日,鈴木初聞:本案將移送司法部

鈴木從美國軍法處的律師Col. Young 口中得知:此案已正式立案,將擇期移送法辦。

●1946年7月,CID就教鄭南渭

雖然在這個階段,艾文思尚未杜撰鄭南渭的情節,但是由於鄭南渭曾經參與了艾文思和葛敬恩的會談,所以CID的人員特地在上海對他作了一次訪談,以便對案情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在約談的時候,CID的調查員特別給鄭南渭看了金幣的樣品,這也是鄭第一次看到金幣。而此時的鄭南渭,大概作夢都沒有想到:一年以後(1947月5月17日),在FBI偵訊艾文思的筆錄中,他竟然成為賣金換匯的主謀,更另他感到意外的是,在他和艾文思公務來往中一些不經意的小節,卻都被艾文思杜撰編進其所捏造的情節中。

●1946年7月,諫山春樹被判無期徒刑

諫山春樹受審的原因就是因為參與了14名美軍的審判,這14名航空人員都是於1944年10月12日到1945年2月27日之間,在轟炸台灣中遭擊落被捕。他們被日軍法庭判死刑的罪名是無差別的濫炸,造成大量平民的死傷。雖然所有的美軍都沒有認罪,但法官在受到東京的指示後,捏造了美軍的認罪書,再由總督安藤下令判處死刑。期間,參謀長諫山春樹居中協調,也因此遭判無期徒刑,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1949年2月上海易幟的前3個月,所有的日本戰犯都被遣押回日本,並於1957年全部被釋放。

在這場國際法庭的審判中,鈴木是諫山春樹被定罪的主要證人;當初審判美軍時,鈴木受命擔任14名美俘的翻譯。鈴木在上海的國際法庭作證時說到:在審判中,基於良心,他多次拒絕在沒有被告簽字的記錄上背書,因而引起軍方的不滿,並俟機逞罰他。有位士官長的朋友甚至警告他:當中一位少校法官口袋中經常帶著毒藥,叫他當心。所以有一次那位法官邀他共餐時,他藉故婉拒,平時也盡量和他保持距離。這14名美軍最後都拒絕認罪,而當案子尚未結束時,因受到東京的指令,安藤下令判處死刑。行刑的當天,鈴木被命令到場,但他拒絕作任何傳譯。事後看來,在重要關鍵時,他的這一連串堅持,使他免於受審。

●1946年7月6日,美國以《菠茨坦宣言》為由,急切呼籲中國盡速剷除日人在華勢力

由於美軍聯絡組以及SSU情報特遣隊已經離開台灣,美國缺乏偵查留用日人在台活動的耳目,因而特別透過外交管道,行文中華民國外交部 (見下圖);關切中國遣返日本技術留用人員的進度,並呼籲國府務必儘速把全部人員遣送回國。

美國政府似乎得知台灣陽奉陰違,並有繼續留用日人的打算,因而在這封信函中,兩度引用《菠茨坦宣言》來規勸中華民國政府;宣稱:殘留日人可能祕密企圖在當地規復日本之勢力,要求中國合作自亞洲大陸消滅危險日本勢力之殘跡。

但是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陽奉陰違,1946年底未依承諾,還是繼續留用917名關鍵的日本技術人員,然後逐漸減少,直到1949年。

【1946.7.6  美國大使舘文中華民國外交部,有關遣返日僑事宜】……為達成遣送之目的,以清除中國境內日人之勢力,美國政府始終協助並將繼續協助中國政府,蓋此事乃符合《菠茨坦宣言》之規定, 中國政府當能同意設若允許大多數日籍僑民留居中國,縱非全體,彼等可能祕密企圖在當地規復日本之勢力,尤其在日人占有勢力之台灣、東北、及華北若干地區。此項危險益為深鉅。欲免是項危險,最安莫如將中國境內之日人遣送回國。……美國政府始終認為為遵《守菠茨坦宣言》,及免除中國境內日本惡勢力可能復起之危險,所有在中國之日籍人民均宜於最近遣送回國,姑不論中國政府可能有充分理由,主張暫時留用若干性質特殊之日僑,美國政府仍感有將大多數日僑包括所有志願遣返者在內,盡速遣送回國之必要……並自亞洲大陸消滅危險日本勢力之殘跡。(圖:國史館,作者炳文提供)
【1946.7.6 美國大使舘文中華民國外交部,有關遣返日僑事宜】……為達成遣送之目的,以清除中國境內日人之勢力,美國政府始終協助並將繼續協助中國政府,蓋此事乃符合《菠茨坦宣言》之規定, 中國政府當能同意設若允許大多數日籍僑民留居中國,縱非全體,彼等可能祕密企圖在當地規復日本之勢力,尤其在日人占有勢力之台灣、東北、及華北若干地區。此項危險益為深鉅。欲免是項危險,最安莫如將中國境內之日人遣送回國。……美國政府始終認為為遵《守菠茨坦宣言》,及免除中國境內日本惡勢力可能復起之危險,所有在中國之日籍人民均宜於最近遣送回國,姑不論中國政府可能有充分理由,主張暫時留用若干性質特殊之日僑,美國政府仍感有將大多數日僑包括所有志願遣返者在內,盡速遣送回國之必要……並自亞洲大陸消滅危險日本勢力之殘跡。(圖:國史館,作者炳文提供)

●1946年8月,日本黃金案登上美媒

「日本黃金案」已經出現在美國民間的報刊上,艾本人在美家中也看到了這份報導,其中除牽涉到他本人外,報導中大概也附會了台灣民間的一些傳說,可能因此給了艾一些靈感,於是經過大半年時間的構思,第二年(1947)的5月,在其被捕前與FBI的筆錄中,他推出了一個各方所預料不到的新版本:將葛敬恩、鄭南渭牽拖進去;捏稱:他是受了葛、鄭兩人的請託才在上海販售了60公斤的金幣,並且於離台臨上飛機前,收到了1萬3000美金的後謝金。

●1946年10月1日,南韓大邱暴動,美軍政府派軍警鎮壓

大邱群眾因糧價高漲以及其它種種積憤發動抗議時,遭到警方鎮壓,3名學生致死。繼而觸發各地群眾暴動,並攻擊警所,致約100名警察、地主、親日官員遭到殺害。美軍政府宣布戒嚴,繼而,在以美軍為後盾,警方鐵血的鎮壓中,有約136名群眾身亡。

事件後,韓國民眾對美軍軍政府支持下降,親共支持率上升。一年半以後1948年4月3日爆發了長達6年半濟州島民眾和軍警間的對峙,期間,有高達2萬5000至3萬民眾死亡。

●1946年11月,黃氏兄弟避走日本

黃在義在上海以店鋪作保獲釋後不久,就回到台灣。於11月間和其兄用不同的化名,一齊搭乘Kinghai號輪船前往日本 。當時台灣和琉球之間的走私猖獗,往來船隻頻繁,所以兄弟兩人可能藉此避避風頭。但卻在琉球被美軍以沒有旅行文件的理由扣留,後來他們還是設法到達了日本。兩兄地在日本安穩的度過了一陣子,一年以後(1947年5月),兩人又被中美雙方盯上了。

黃氏兄弟的這一段琉球的遭遇是被告律師得自於美國軍方的內線;鈴木在寫給Kerr的信中提到:他懷疑軍方內部有高級人員暗中在抵制這件官司,使他不得不小心。

●1947年4月15日,鈴木續約留台教書

由於228的影響,鈴木和所有其他數百名日籍留的專家學者要求離開台灣,但是最後還是有數百名因各種原因主動留下(205名)。但鈴木留下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美軍指名要他為黃金案出庭作證。事實上1946年2月初他就和台大法商學員簽了教授合約,有固定的薪資,甚至一年多後他赴美作證其間,台大還是照樣將薪資發給他在台的妻子。開庭時,被告的律師就在這份合約上大作文章;攻擊鈴木是台灣政府供養的證人。

●1947年4月,鈴木再聞:全案即將進入司法程序

美軍中國戰區的Col.Kunz告訴鈴木:全案即將在美國本土進入司法程序。

【未完待續,炳文專欄每周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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