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計處公布今年台灣1到6月全體受雇員工平均每月經常性薪資為44262元,年增率3%,但是同期通貨膨脹超過此數,實質經常性薪資變成年減0.11%,為6年來首見的負成長。即使改用總薪資計算,把年終獎金等加入,名目數字增幅會高一點,扣掉通貨膨脹後實質薪資稍微增加,但是幅度有限,可以說幾乎不變;薪資增幅被物價吃掉了。

看到這個現象,實在非常訝異。以台灣的人口結構,最近兩年應當是薪資開始異常快速成長的關鍵時刻。台灣的工作年齡人口,也就是15到64歲的人數,在2015年達到1736萬的高峰,然後開始逐年下降,其速度與年俱增:2016比前一年少7萬4千人,但去年比前年少了26萬4千人。

人口的總數,晚了幾年,在2019年達到高峰,前年開始下降。一年以後,也就是從去年開始,勞動力人口──15歲以上在工作或尋找工作中的人口,也開始下降。而且當勞動力開始下降,其速度就甚為驚人:去年上半年減少了9萬6千人,今年上半年則減少接近10萬人。

所以,企業會發現本來員工就不好找,而從前年開始,找到工人的難度又加大了。我們許多企業的業務和海外有關,規模沒有縮小,有些還愈來愈大,在這種需求不變或繼續成長,但勞動供給逐漸萎縮的情況下,照理說薪資應該會快速上漲。政府可能也看出這個趨勢,最近兩年調整最低工資的時候很大方;其實在這種人口快速減少狀況下,不快速調整最低工資才是奇怪的事情。

勞動力愈來愈少,可工作的人口愈來愈值錢,薪水愈來愈高,可以說是人口結構的「薪資紅利」。問題在於,有此紅利的工作人口,其經濟能力是否跟著薪水愈來愈高?答案是否定的。年輕人面臨的生活壓力很多,但至少有兩個主壓力,一是消費者物價上升率,二是房價。在消費者物價節節上升的情況下,薪資漲幅被吃掉了;房價呢?更慘,其漲幅遠超過薪資。

以實質經常性薪資來看,今年6月的平均月薪以105年的價格計算,為41100元,其實是創兩年多以來的新低。至於房價所得比更不用提了,屢創新高。可以這樣說,人口結構變化理論上應該帶來薪資紅利,使得年輕員工得到的扶持增加,但實際上這種情況並沒有在台灣發生。

月前曾經有幾位中央研究院的經濟學院士公開呼籲,中央銀行在推動利率和貨幣政策時,不能只看消費者物價上升率,還要看房價,甚至呼籲消費者物價指數納入房價。對這樣的呼籲大家應該重視。當然房價本身不可能放在國民所得民間消費項目的平減指數裡面;消費是流量,而民眾購買房地產不是消費,是投資,那是存量,這兩個完全不同。但對一般家庭而言,這兩個價格都是必須跨越的物價關卡。

存量和流量的連結就在於「租金」。民眾購買自有房屋,購買時屬於「投資」,但購買的目的在於未來每年作「自用住宅服務」的消費,一般用租金來設算。在美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中,住宅服務所占的權重很高,達到42.4%;這是為何該國最近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美國的房價持續快速上升,連帶地市場租金會在一段時間後上漲,再隔一陣子自用住宅服務的設算租金也會跟著調整。由於這三項環環相扣的事件還在持續發生,消費者物價指數也就停留在超高水準,很難立刻大降。

台灣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公式中,住宅服務占的權重大約是美國的一半,但以上同樣的邏輯依然適用。房價上升,市場租金上升,自用住宅設算租金上升,三者環環相扣,都是對於薪資所得者的致命關卡。

(作者為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前行政院政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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