膳食習慣與居住、工作,甚至族群都有關。北方人麵食、南方人米食,種田、做粗重不能吃稀飯,否則會沒有腳力。我的學長前駐日代表許世楷找我吃日本料理,最後一定要再吃半碗飯,才會覺得飽了;美國人吃完正餐一定要嚐甜點,否則,好像總是缺了點什麼。在過去,泉州人靠海,當然魚吃得比較多,相對地,靠山的漳州人比較難吃到新鮮的魚,可能吃較多的鹹魚。

我小時候住在蘇澳,隔壁的歐吉桑在漁會上班,所以,我們家時常會有大魚可以吃,生魚片加味噌湯,剩下來的炒成魚脯。我從小比較會唸書,老師說,應該是魚吃得比較多的關係。後來搬到苗栗三義山城,海魚當然比較貴。等到搬回到彰化,旁邊有鹿港、王功,又恢復到可以吃很多魚、蚵;那時候,肉鯽仔很便宜,不像現在上buffet,同樣地,竹蛤不會進海產店。

一般人年節拜三牲雞豬魚,通常是魚刺較粗的草魚,稍微有錢的用鰱魚,拜完料理為五柳枝,那是沒有選擇。大學住僑生宿舍,吃自助餐捨不得點魚。到金門當兵,排副跑過遠洋漁船,很挑嘴、不吃魚,原來,新鮮的魚都後送到台灣去賣了。退伍前長官請吃飯,第一次吃到黃魚,吃起來不太像海魚。出國前結婚到溪頭度蜜月,狠心叫了一條清蒸鱒魚。

到美國唸書,超市只有魚排,倒是時常買鮭魚頭,店員好奇我們究竟養了幾條貓;當然,偶爾會到日本店買明太子,有時候波士頓龍蝦會特價。真正大快朵頤是自己釣,除了美國人不吃的鯉魚、鯰魚,比較特別的是鱒魚及台灣開完刀才要吃的鱸魚。春天冰融開車到俄亥俄州北部伊利湖畔托利多,拂曉人山人海、蔚為奇觀,原來是等著天亮釣玻璃梭鱸。

回想起來,第一次去海產店是在出國的前夕,大哥帶我們夫婦去台大靠基隆路吃,迄今只記得空心菜炒牛肉。回國30年,家裡附近小夜市有海產攤,有三段時間,帶過不同的朋友過去吃宵夜,我通常只點空心菜炒牛肉,其他的不外海瓜子、蝦、花蟹,不用花很多錢。無權無勢的時候,革命情感比較真切。

蘇嘉全擔任屏東縣長打響黑鮪魚,他後來北上擔任秘書長,我有一次批評民進黨,在中央黨部碰到,他沒有興師問罪,只問,「教授,等一下有閒否,來去隔壁吃toro?」多年後,他請施明德夫婦到立法院長官邸吃大閘蟹,許信良作陪,我們夫婦開洋葷。這幾年,幾個在大學教書的學生,固定在學期末找我去濟南路一魚三吃,有時缺鯉魚改換烏鰡也可,只是懷舊當年在中廣的時光。

自從家附近的傳統市場關閉,買魚的機會比較少,倒是內人回娘家會帶魚北上,那是岳母愛屋及烏;另外,長輩草地親戚來訪也會帶來大尾的虱目魚。印象最深刻的是陳耀昌醫師有一回來家裡吃魚,不知道在撈什麼,原來是獨一無二的魚膘。偶爾到林務局附近開會,一定會去小巷子喝魚湯,雖然吳郭魚不是海魚,不過沒有臭土味。

蚵仔煎只是小吃,不能算是海鮮。所謂的豆腐魚原來是狗母梭,比較腥、適合當魚脯。政客不要為難歌手。(作者為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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