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孫中山的發展觀

孫中山的發展觀,包括民族發展、民權發展、民生發展。在孫中山的眼中,他的發展觀並不同於西方,而是融合了中國傳統文化、歐美經驗、獨特創見,而專門適合中國「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觀,也是「振興中華」,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在民族方面,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不同於西方的民族主義。孫中山認為,西方的民族主義是一種狹隘的國家主義,這是從1648年西伐利亞條約民族國家概念興起,經過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擴張,形成的帝國主義同義詞。西方借用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發展出政治上的達爾文主義,自我形塑為自大與排他的優越地位。

孫中山的民族發展觀,以獨立為起點,世界大同為目標,過程包括「驅逐韃虜、五族共和、大亞洲主義、世界大同」等四個階段。孫中山強調民族間應平等,大國應行王道而非霸道。

孫中山認為「振興中華」首先必須做到恢復民族地位,才有資格與其它大國平起平坐。恢復民族地位的方法:在文化上,要恢復民族精神,其中最重要就是「能知」與「合群」,也就是要有充分的知識與民族的團結。也要傳承固有道德(即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與重拾傳統智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自修與承擔,以及發揚以往的發明能力)。在知識上,要學習西方歐美長處,更要迎頭趕上。

孫中山民族觀的目標就是:自強為先、反對侵略、濟弱扶傾、世界大同。

孫中山的民權觀,包括幾個重要內涵。首先,他主張全民政治,也就是政治應為全民所有、全民所治、全民所享,在孫中山的認知裡,政府官員是人民的公僕,人民才是主人。

孫中山提出了獨特的「權能區分」,即人民有四個政權、政府有五個治權。四個政權為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權;政府的五個治權為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透過「權能區分」,政府就能成為一個「萬能政府」。用現在的術語來說,即成為一個「大有為的政府」。

孫中山還提出了「均權制度」。即中央與地方分權,以事務的性質來分屬中央或地方。孫中山也重視地方自治,地方的人在國家監督下管理自己的事。孫中山還借鏡西方經驗,特別是瑞士,強調人民有包括公投在內的直接民權。

在孫中山所處那個國家積弱的年代,孫中山認為個人的自由應受到限制,要以國家能夠完全自由,能夠與列強平等為目標。孫中山在其遺囑中特別提到「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此處特別強調是「中國之自由平等」,而不是以個人「自由平等」為首要目標。國家應有完整的自由,而軍人、學生、黨員、官員應有自由的限制。

最特別的地方是孫中山認識到這個世界有著天生的不平等。每個人的聰明才智均不同,每個人的出身也不同,固然公平的機制很重要,但是能夠化解社會不平等的方法則是,能力大的人要多為能力小的人服務,「能力強者服千百萬人之務」,透過服務的道德,可使社會變得平等,這才是平等的精義,這也是我們中華民族最了不起的精神。

孫中山的民生觀建立在對現有資本主義的批判上,他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帶來的是貧富不均與政治壟斷,資本家與政客結合,在政治經濟上壓迫一般人民,幾乎無所不能。孫中山也批評西方的自由經濟理論,他認為,這種弱肉強食的自由經濟理論,看似理想,但處於弱勢的工人階級是不可能致富的。

孫中山對純蘇聯的共產主義也提出批評,他認為,列寧革命以後,蘇聯實施的是國家資本主義,而非共產主義。孫中山的民生觀,是以民生史觀取代唯物史觀,以合作取代階級鬥爭。孫中山引用中華民族傳統的「民本思想」,以民生主義來豐富社會主義,他主張,民生主義是以追求生活幸福為意義,以「養民」為目的,以「均富」為原則,以「和平」為方法,以「大同社會」為理想。

在民生觀的發展方面,孫中山認為「外國患不均,中國患貧」,因此,他主張要推動土地改革,包括實施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權、漲價歸公。孫中山在面對資本問題時,他主張要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利用外國資本。孫中山主張要保障食衣住行育樂的民生基礎建設。孫中山更主張,為了強國富民,必須推動實業計畫。

孫中山最喜歡給友人提的字就是「天下為公」與「博愛」,這也反映出他思想的最終訴求。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

中國式的現代化是從摸索開始。每一個階段開始,我們都認為自己走對了,找到方向了,但是事後卻發現,其實自己原來還在迷霧當中。圓明園被英法聯軍放一把火燒了,中國人認為要現代化就必須奮起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利。甲午戰敗,發現只追求船堅炮利是迷,學習西方的維新變法才應該是現代化之正確道路。變法不成,君主立憲說成為不能解決中國困境的迷,先摧毀再重建的暴力革命論又被認為是悟。

袁世凱選擇帝制,中國知識分子又發現,一夜成功的革命只是個迷,缺少民主內涵的共和制度並不能夠阻礙軍閥循私割據。五四的北京大學青年學子認為,沒有民主與科學,中國的發展走不出迷,1921年成立的共產黨認為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給中國帶來真正的悟,馬克思路線才是中國正確的現代化道路。

孫中山繼續宣傳三民主義,他相信這才是中國的正確道路。他認為以前沒有成功的迷是因為缺乏自己的武力,因而建立黃埔軍校。國共合作,但仍是各持其悟,堅持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北伐成功,難得有黃金十年提供國民黨實踐其現代化理想。東北邊的日本,忍不住了,他們在想,不趕快打斷中國的現代化,中國起來怎麼辦?這是日本繼甲午戰爭第二次打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抗日戰爭雖然贏得慘烈的勝利,但是1949年後,兩岸在海峽兩岸開始分治,各自分別走上不同的現代化路徑。大陸開始實踐其共產社會主義道路,台灣則走的是以三民主義為綱領的發展道路。

1949年國民政府到台灣後,開始反省與勵精圖治,蔣介石雖然期待「光復大陸」,但他更知,先決條件就是「建設台灣為中國的模範省」,只有經濟發展,才能承載著民族復興的責任。1950、60年代,台灣推動三民主義各項建設,在民生主義方面,推動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推動經濟改革,發達國家資本,扶植中小企業,引進外國資本;在民權主義方面,落實民主憲政、落實地方自治;在民生主義方面,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復興中華文化。

繼任的蔣經國了解,在退出聯合國後,只有「革新」才能「保台」,台灣因而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大幅前進。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失去後,蔣經國努力加速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建設,並啟動大幅度民權主義的改革,以維護政權的合法與正當性。推動十大建設、深化地方自治,最後,國會增額選舉、開放探親、解除戒嚴,一舉把台灣推向了亞洲四小龍的頂峰。

反觀,在台灣,接任蔣經國的李登輝卻逐漸偏離了以三民主義為核心的現代化路徑,1990年代中期,孫中山思想從台灣的教育課程中消失,發展路徑幾乎是全面式的向西方式現代化靠攏。隨著199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擴散,台灣也幾乎全面接受了西方價值觀,隨著台灣的民主化,西方式的自由、個人、資本主義幾乎主導了台灣的現代化路徑。雖然目前台灣仍然沒有放棄孫中山的治國理念,但是在某些領域也出現了問題。在「民族觀」方面,台灣內部分離主義日益滋長、去中國化日益嚴重;在「民權觀」方面,民主制度出現問題;在「民生觀」方面,社會的貧富不均也愈來愈嚴重。

歷史發展非常弔詭,當台灣在1990年代以後,逐漸偏離了孫中山的發展觀時,中國大陸卻從1980年代初開始向孫中山的發展觀靠攏。

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痛苦經歷,鄧小平放下了形式上的主義與路線,選擇「摸著石頭過河」,以「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的務實理念,引進外資,開啟了大陸的快速經濟發展。後來經歷江澤民先生的「三個代表」、胡錦濤先生的「科學發展觀」,到習近平先生形成了完整的「中國式特色社會主義」,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精神與內涵。這些年來,大陸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力日強,開啟了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到了孫中山的「振興中華」。對內,加速推動「扶貧」及「小康社會」,這正是孫中山強調的「均富」,推動鐵公路、港口、城鎮等各項基礎建設,幾乎也完成了孫中山的實業計畫。對外,推動「一帶一路」,落實孫中山的「濟弱扶傾」、「共同發展」,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世界和平」,完全符合孫中山的「民族觀」。

中國大陸目前的核心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實其內涵已經逐漸接近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或許我們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所帶來的「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觀,與「三民主義」式的「中國式現代化」,在「民族主義」與「民生主義」方面幾乎已經趨同,但是在「民權主義」方面卻還有些許差異。

三、兩岸共同向孫中山的發展觀相向而行

兩岸共同向孫中山的「發展觀」相向而行,是兩岸目前兩岸應該努力的方向。台灣方面,要堅持孫中山先生的「民族觀」,即堅持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扭轉「去中國化」的逆流;要完善孫中山先生的「民權觀」,避免民粹主義與民主獨裁;要堅持孫中山先生「均富」的「民生觀」,避免貧富更趨兩極化。而中國大陸方面則可以再繼續完善落實孫中山的「民族觀」與「民生觀」,思考孫中山的「民權觀」,如何做到「全民政治」、「權能區分」、讓全民有更多的平等政治參與權。

孫中山的思想,絕對是「中國式現代化」應有的內涵。孫中山的發展觀,更應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思路。兩岸不僅應相向而行,更應共同豐富其內涵,更應協力落實「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完成孫中山的「振興中華」願意。這是我輩們應有的責任與使用。

(作者為孫文學校總校長,本文發表於第五屆海峽兩岸中山論壇《孫中山的發展觀與中國式現代化》分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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