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我們談到民國67年(1978)11月,《大學雜誌》改為革新版第一期,從三十年代文學談到當年爭議性話題的台灣鄉土文學。先談《大學雜誌》本期革新版篇首徵求一些文化人的意見與所產生的意義,由於文長,分兩次刊出,這是第二篇,上文談到尉天驄,本文從蘇慶黎繼續討論。而在詹宏志所批評的神州詩社時,筆者岔題閱讀,無意中打開了一道塵封的窗子,才發現近年來在台灣文學界頗為火紅的馬華(共)文學書寫,覺其中有些旨趣,且和鄉土文學論戰有一點關係,於是將在下週的一集上討論「神州詩社事件」。

筆者之後預備有3個主題需要研究與向讀者報告:鄉土文學論戰、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釣魚台事件。如果筆者還有時間,希望能談談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事。之所以再談這些陳年舊事,是因為多年來,對於外交問題,兩岸皆以自己的立場與感受不斷回憶與複寫歷史。殊不知,兩岸皆是中國人(1980年代以前,台灣人也多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對於外交政策兩岸政府採取零和遊戲,是正確的嗎?

台灣方面,如果我們閱讀錢復的回憶錄,就知道他幾乎沒有閱讀中共方面的回憶紀事,反之亦然。而如果我們嘗試以客觀的心態,了解1949年到1979年這30年,其實兩岸的政府和人民都是處於感覺不公與焦慮的狀態,也就是說,中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49年以後,不論自願被迫,被排除在聯合國外,以及被美國長期嚴密封鎖,是公平的嗎?同樣,國民黨與中華民國在1971年以後,不論自願被迫,被排除在聯合國外,對於與美國外交關係日夜提心吊膽,是公平的嗎?以中國歷史之悠久,人口之眾多,兩岸中國政府皆由美國操弄外交關係,且互相笑罵對方被美國「遺棄」,自己被美國「相中」,如此中國人,難道不覺羞恥嗎?

今年以來,台灣各黨總統候選人,紛紛往美國奔走,以「面試」為榮,沾沾自喜,回台後民調調升。此豈不是孟子所諷之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因此,筆者再談兩岸外交與保釣,希能考慮多方面資料,而不是以「對方獲益,則己方受害」的角度出發。

【續前文】

(七)蘇逸凡,本名蘇慶黎,任夏潮雜誌社總編輯。

蘇慶黎說:「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人們不免要問,大學雜誌將持什麼樣的立場?有位大學雜誌的年青朋友曾對我說,大學雜誌的立場是超然的、中立的、理性的。這幾個字眼是很動聽,但是當我們謹慎地審視古今中外所有的言論,以及行之於社會的制度時,我們看到的是維護不同利益的各種相異的立場。民主不僅僅是一人一票,它應該是從經濟層面到政治層面,絕大多數人權利的平等,基於這樣的平等,大多數人才能享有自由。我期望未來的大學雜誌,能站在大多數人的立場,以深刻多樣性的內容,探討我們社會普遍的問題,為台灣和中國的民主做出偉大的貢獻。」

蘇慶黎的論述,是典型的民主社會主義觀點,其實比較接近孫中山的思想,而和中共的體制與文化有異。後來《夏潮》雜誌由於多數作者太過偏統的政治性,掩蓋了許多重要的文章,以大陸的語言來說,就是太「左」。《夏潮》的作品中不少反映出「遲來的革命」、「革命的位差」以及浪漫與悲憤的「左」的意識,在台灣(甚至兩岸)的閱讀場域中邊緣化。而台灣長期處於國民黨的反共教育、鎮壓左派以及中共對台的文攻武衛態勢下,一般老百姓對於左的文字與概念產生了先天性的抵制感,使得歷史性的社會主義與反資本主義的發展,普遍產生思考與論述的貧乏,難以深入認識人類社會中真實頑固存在的不公義的課題。

此使中華民國政府的去貧扶弱與社會公平的施政非常困難(如平民住宅、貧富差距、南北差異、移工、移民、難民議題),台灣富裕與中產階級(社會主流力量)會認為健保加勞保已是最佳基本社會福利,人民需自己努力以求幸福,而應減少過度的社會救濟,對外人則保持嚴格的限制。這個現象和歐美多年來面臨難民與移民的處理兩難情形一樣,說明台灣已經是一個在政治與經濟制度上相當優秀的國家,否則我們不會有難民、移民的管理政策問題。台灣的問題在於對自己缺乏信心,對前途缺乏目標與方向(馬華作家黃錦樹謂之民國的「慢船」、「破船」,似要隨時擱淺,因不知中共何時要來)。此議題值得進一步廣泛的討論。

蘇慶黎(1946-2004),生於台北,早期台灣共產黨重要領袖蘇新之女。《夏潮》雜誌創刊於1976年2月28日,自1978年初第四期起由蘇慶黎參與編務改組,轉向更明顯之左翼路線,漸次形成「黨外左派」、「黨外統派」。《夏潮》於1979年2月遭警總查禁停刊,主要成員蘇慶黎、陳鼓應、王拓等參加1979年8月創刊的《美麗島》雜誌,當時《美麗島》雜誌發行人黃信介,總經理施明德,社長許信良,副社長黃天福、呂秀蓮,總編輯張俊宏。1979年夏,《美麗島》雜誌社集結大量黨外人物,其中有右翼有左翼有統派有獨派,引起國民黨高度戒備,這和年底發生的「美麗島事件」有直接關係(當時政府強調此為「高雄暴力事件」,不應稱為「美麗島事件」,然終被眾聲喧嘩所淹沒,可見歷史事實的本質性難以掩蓋)。值得注意的,國民黨當局在1980年初審理「美麗島事件」時放寬對左翼包括蘇慶黎的處理,據聞與在北京的蘇新(1907-1981)透過中間人向國民黨表達對其女兒蘇慶黎的關切有關。

蘇新夫婦的結婚紀念照。取自藍博洲主編,時報出版《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圖文:龍城飛提供)
蘇新夫婦的結婚紀念照。取自藍博洲主編,時報出版《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圖文:龍城飛提供)

關於蘇慶黎,有一則趣聞。早期《大學雜誌》總編輯、今之《新大學》總編輯何步正,台灣大學大二級時,和蘇慶黎是男女朋友。何步正告訴筆者:「此妹,聰明,膽大,獨斷。」何步正甚愛她,然「她老媽堅拒僑生,因來路不明」,終不能成為眷屬,此話「僑生來路不明」,很有意思。有一天蘇慶黎到何步正和王曉波等人住處,準備一起出去,何步正問蘇慶黎:「小妹,要不要打呔?」蘇慶黎怒回:「我好端端的,打什麼胎呀?」何步正急忙解釋:「打呔,Tie,呔……」蘇慶黎笑罵:「打什麼胎呀,你這個老廣,是打領帶嗎?」何步正的意思是打的,叫計程車!只有香港廣東佬才有這種不中不西的混合俗語。這笑話,王曉波和同學們廣傳了好一陣子。這故事後來還被邱立本在《明報》上登出。邱立本亦是香港僑生,《大學雜誌》早期編輯,後長期擔任《亞洲週刊》總編輯。回顧50多年前,20歲出頭的何步正與蘇慶黎,風華正茂,至筆者下筆撰寫時,猶感二人笑聲盈盈,真是此情可待成追憶!

王曉波愛笑,笑起來非常大聲。筆者3、40年前在胡秋原家中,常見王曉波歡然大笑,講四川話,不由得會想起他被槍決的共產黨母親章曼麗,我便笑不出來。王曉波後來每次去大陸,中共方面皆極親切招待,蓋為烈士之子,而王曉波從未倚此仗勢。王曉波曾告訴中共有關方面,統一千萬不可開槍,傷害了台灣老百姓,二二八在國共內戰中相對規模有限,但是台灣老百姓記得了好幾代人,此為歷史教訓。由此,筆者寄望中共未來即使武統台灣,亦不至開槍傷人,因為他們答應過王曉波。蘇慶黎、王曉波皆已過世,筆者深有感觸:昔人已乘黃鶴去,日暮鄉關何處是。

2013年7月3日,歡迎張安樂回台,左起楊雨亭、王曉波、毛鑄倫。(圖文:龍城飛提供)
2013年7月3日,歡迎張安樂回台,左起楊雨亭、王曉波、毛鑄倫。(圖文:龍城飛提供)

(八)陳達弘,台灣宜蘭人,大學雜誌發行人,環宇出版社負責人。

陳達弘說:「大學雜誌一貫的宗旨,是要求知識的普及化,推進中國民主化與現代化。新生血輪不斷注入,向來是大學雜誌的傳統,因此展示在讀者面前的風貌往往也就呈現多面,不同時期、不同知識份子都表現出不同的見解,這樣的缺點是穩定性不夠。革新後的大學雜誌,仍歡迎各方優秀有熱忱的知識份子介入,希望大學雜誌能開創出文化界的另一番新局面。」陳達弘是大學雜誌中堅持最久的負責人,有始有終,從未後悔,值得敬佩。

(九)賴阿勝,桂冠圖書公司負責人。

賴阿勝說:「有些學者提出的問題非常重要,但所談內容卻不能為社會大眾注意,這是與讀者溝通的方式有問題。雜誌要堅守本身的文化立場,實質上不得不存在商業考量。…談論事情的人多,真正關懷的人少,是刊物界一向存在的嚴重現象,大學雜誌除了必須滌除過去種種人為的積弊,編者尤其要堅守到道德勇氣與不相矛盾的基本立場。」賴阿勝說這番話,絕對有底氣,然似意有所指,筆者日後若有機會,再予說明。

賴阿勝(1950-2019),客家人,只有高職學位,然24歲時創辦桂冠圖書公司(桂冠出版社),一生盡心盡力於出版西方文學、哲學書籍,對台灣文化界貢獻很大。晚年桂冠陷入經營困難,賴阿勝不捨桂冠,愁困多年,一日,走入山中,不知所終。當時不見有百億千億營業額的電子業、金融業、地產業出手相助,令人慨嘆,似台灣進入民主時代,在文化事業上,甚不如國民黨之威權時代。

(十)黃章明,文化學院中文研究所,任出版與研究主編。

黃章明說:「大學雜誌過去走的是評論社會與政治問題的路線,目前國內批評的空氣太稀薄了。在內容上,希望每期都劃出一定的篇幅接納文藝作品,以往,文學的命脈大部份靠著報紙的副刊存續,近年來,幾家大報的編輯已經不幹園丁這份工作了,紛紛改行當節目主持人或導播了,他們不斷在副刊推出一檔又一檔的節目,如報導文學、座談會、暢銷書搶譯、專訪、回憶錄等,令人目不暇給,因而很難騰出空間來容納真正的文學作品。」中國古話說:「文窮而後工」、「文章恨命達」,台灣社會進入工商業,餓不死人,解嚴後,政治壓迫也沒有了,好的文章很少人可以寫得出來,寫出來也沒人要看。黃章明批評的可能是當時中國時報副刊主編高信疆。事實上,恰恰是高信疆搞活了台灣的文藝界,令人慨嘆後無來者。

(十一)鄧維楨,《大學雜誌》早期創辦人,任長橋雜誌總編輯。

鄧維楨說:「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我辦了前七期的大學雜誌,我企圖繼承自由中國雜誌自由主義的傳統。由於知識上、能力上和財力上的限制,我失敗了。我很高興大學雜誌又有一個新的開始,做為捍衛並發展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鋒悍將。」鄧維楨是台灣早期的雜誌創辦人,具有遠見、勇氣與能力。鄧維楨一生中有一個信念,即「民主政治」在台灣是可行的,即在台灣問題的解決上,應朝政治民主化方向努力,不需採取革命手段,這是一個台灣人的「革新保台論」的實踐,日後證明他是正確的。他創辦《大學雜誌》、《長橋雜誌》、遠景出版社,避免和國民黨決裂,亦和本土派保持良好關係,這樣的人代表社會的中間、中庸力量,漸進式改良成為可能。由此,在中國大陸問題的解決上,我們亦應參考鄧維楨的思考與行為模式,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是可行的,而需待以時日。

(十二)蒙奇,台灣南投人,台大經濟系畢業,譯有《紀德日記》、《死亡與童女之舞》等。

蒙奇說:「我們需要一份知識為後盾的社會批評刊物。它不能是野狐禪(我認為中華雜誌有時就是野狐禪);它不能是鄉愿(中國論壇有時就顯得鄉愿);它更不能是義和團(神州詩社,大部分的時候都是義和團),也就是說,所有的大話、假話、氣話,都請離開這個刊物。…理性的關心+道德的勇氣+相當的幽默感,這就是我們需要的社會批評雜誌。大學雜誌,就我的記憶,曾經傾向於形成這樣的風貌,它失敗了,它願意重新再試一次嗎?」以蒙奇的對仗來說,中華雜誌講大話,中國論壇講假話,神州詩社講氣話。筆者好奇蒙奇批評的來自,且蒙奇是所有「智者」中唯一沒有附上照片的人,且未給予真名。於是筆者反過來,以譯著查詢譯者,發現蒙奇即為詹宏志,他所反對的以上三本雜誌,都賦有相當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

筆者嘗試了解為什麼是神州詩社?和義和團有何關係?結果這一循線而察,讓筆者足足花費了一個禮拜時間,閱讀從1980年代初結束的「神州詩社」到近年來在台灣興起的「馬華文學」。驚奇地發現文學批評與書寫對於人文世界所產生的深刻影響,這影響的幅度超越了以台灣為中心的版圖,突顯出一種「救世」的圖像,甚而使史學由於長年累月的觀點紛亂而顯得陳舊沒落。

關於「神州詩社」,筆者下周再談。

(作者龍城飛原名楊雨亭,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未完待續,龍城飛專欄每周一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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