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跟我的女兒陳頤表示希望其能更關注於外省文化議題時,記得她曾經問我說:「我只知道有客家文化,不知道有外省文化,我在生活中根本看不見這種文化,到底什麼是外省文化?」顯見當前外省文化(尤其是眷村文化)已經嚴重流失了。

我曾經從「中華本質論」與「中華現象論」的兩個角度來探討中華文化,相對於整個中華文化,眷村文化更偏向於「中華現象論」的角度,呈現出一種「具體而微」的中華文化,其文化表現在如政治、教育、風俗、文學、飲食與音樂這些子領域,對於台灣社會產生重大的影響。我在後面會特別將外省文化拿「眷村文化」來指稱,主因在於「眷村」這種「聚族而居」的村落比較容易型塑出更清晰的集體文化現象(因左鄰右舍會相互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解釋外省人特有的文化會更聚焦。

當然,我要特別指出:廣義的眷村不只有軍中的眷村,而應該將軍公教警消的眷屬宿舍都包括在內,更不只有政府蓋的眷村,還有外省族群自己籌資蓋的眷村,其發展出的集體文化現象都應該被視作眷村文化,下面我會特別針對這六個子領域來指出:眷村文化是台灣社會自戰後至現在獲得質性飛躍的樞紐,其內涵有著歷久彌新的價值,很值得我們五大族群共同來守護與闡發,如果我們希望台灣社會能永續發展,就不能漠視眷村文化產生的巨大動能。

首先,我們來談政治領域的眷村文化。由於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帶來整套架構完整的政府體制,使得台灣社會從此開始熟悉民主憲政的運作,這套憲政架構,融合孫中山與張君勱兩位思想巨人的精神氣度與知識深度,使得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自由主義與儒家思想這四大元素都融合到中華民國憲法內,發展出站在中華文化主體而容納西洋文化優點的民主政治。

這是外省族群當年除軍人外,還有大批的學者專家、中產階層與平民百姓會扶老攜幼跟著政府來台的癥結因素,即使當時因國家面臨動亂而不得不宣佈戒嚴,但中華民國政府從軍政時期到訓政時期,曾許諾終究會實施完整的憲政制度,這是今天我們能在台灣社會實踐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因,更是外省族群會特別有著「民國信仰」的背景因素。加上外省人常在軍公教警消這些政府系統中工作,因此,相對於其他族群,外省族群特別「政治化」,對於政治議題高度關注,並影響整個台灣社會都很習慣討論政治。

外省人常很快就能辨識出彼此是不是外省人,當彼此有相像的政治認同就會聊得特別投機,這點的確跟解嚴後由大陸各省來台的陸籍新住民族群略有差異(陸籍配偶比較不願意討論政治),儘管我們對於這群同胞應該抱持著接納的態度,歡迎其參與到外省人的社群中,共同來探討有關中華民國憲政發展的各類公共議題。

再者,我們來談教育領域的眷村文化。同樣由於外省人常參與軍公教警消這些公職,使得外省家庭特別重視教育,這包括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孩子通常都會獲得家長高度的關注,總希望其能認真讀書,考上優質的學校,甚至未來能出國留學(儘管這些年來已經略減此潮流,或者改往大陸留學),這同樣影響整個台灣社會。

當然,眷村中同樣有不喜歡讀書的孩子,這兩種人都圍繞在教育這一角度而有不同的人生發展,順著父母意思者就參與公職,其中有大量的人後來在國內外各大學任教;違背父母意思者就去經商,甚至念不成軍校就混黑道(尤其是四海幫或竹聯幫),但,這些年來還有個現象,即使後來不從事公職者,退休後都還是會繼續進修念碩士或博士,藉由取得學位來完成當年父母對自己的願望。

在家庭教育層面,外省人儘管沒有族譜,常相對來說卻較有嚴格或嚴謹的家規,由於早年父母生活艱困,反而特別重視孩子要「守規矩」,叮嚀孩子「懂禮節」,其依循著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系統的儒家思想)來教育孩子,像有些住在眷村的長輩就回憶說自己在童年時期如果寫不好書法(或者坐姿不端正)或背不出經典就會被雙親打手心(儘管現在的教育觀點已經完全不鼓勵體罰),但家庭教育中各種潛移默化的薰染,使得外省人對於中華文化有著特別的敬意。

第三,我們來談風俗領域的眷村文化。外省人從大陸各省帶來的風俗相對來說比較簡化,但還是存在,這包括外省族群的女人相對來說比較有自信,因為外省族群普遍比較沒有「男尊女卑」的觀念,由於這些女人的丈夫長年在外工作,村中各類事情不論是公共事務還是家中瑣事,全都由眷村婦女來當家作主。

我個人童年時期聽到老師說中國傳統有「男尊女卑」的風俗,就對這種說法深感疑惑與不解,因為這完全不是我的生活經驗,我們男人不論老小在家中只有聽話的分兒,不被女人指使與數落已經是萬幸了。再從服裝來說,老一輩外省族群不論如何貧困,出外常普遍穿著長袍或旗袍,並搭配著西洋或洋裝來穿著,當然如果是從軍者則會穿著軍裝(不論是軍常服或軍便裝),從事政府工作者則會穿著中山裝,這使得眷村男性常顯得特別有英偉挺拔,眷村女性則會看來溫柔婉約,展露不凡的氣質,台灣民間常會說「外省人長得特別好看」,其實主要是從服裝獲得的直觀感受,現在外省族群已經比較沒有在穿長袍或旗袍了,西裝與洋裝則已是台灣社會很常見的服裝,不過常見外省人還是會特別穿改良唐裝,來凸顯自己的文化主體意識。

此外,眷村的休閒娛樂普遍是唱平劇、聽崑曲與打麻將,還有全村會看露天電影,這都是大家聚會娛樂的型態,從中宣洩生活的緊張與焦慮。

第四,我們來談文學領域的眷村文化。我覺得眷村文學脫胎自外省族群第一代的反共文學(當年還有「軍中文學」或「戰鬥文學」的說法),這些作家有些人來自軍中,譬如朱西甯《八二三注》、司馬中原《狂風沙》與段彩華《幕後》,這三人被合稱「軍中三劍客」;還有來自軍中的詩人瘂弦、張默與洛夫共同在高雄左營軍區創辦創世紀詩社寫出各種現代詩,更有周夢蝶創作具有禪境的抒情詩;有些人不來自軍中,但離鄉背井來到台灣,對於國共內戰帶來離鄉背井的苦難印象深刻,譬如柏楊《異域》、陳紀瀅《華夏八年》、張愛玲《秧歌》與王藍的《藍與黑》,後來則有白先勇寫《台北人》開啟眷村文學的先聲。

真正被視作眷村文學的作品,則主要是外省第二代逐漸成長,在民國六十年(1971)自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開始自覺與反思人生產生的作品,譬如蘇偉貞《紅顏已老》、蕭颯《我兒漢生》、朱天文《小畢的故事》與袁瓊瓊《滄桑備忘錄》,其反映的特點在於已由「第一故鄉」轉至「第二故鄉」,有別於第一代外省作家都在寫反共或流亡的作品,第二代外省作家則都在寫自己直接面對台灣社會產生的鄉土經驗,其筆中的眷村有如大觀園或理想國,有時天真浪漫,有時卻像是監獄或囚牢,隱藏著無數傷痕,讓人想逃離其壓抑,這都是台灣文學極豐富動人的篇章。

第五,我們來談飲食領域的眷村文化,相信眷村菜是大家最熟悉的層面了。中國的八大菜系隨著外省族群來到台灣,共同融入到台灣社會裡,成為我們常吃的菜餚,甚至回傳到大陸,讓「八大菜系」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詞。其實,這八大菜系主要跟來台的外省族群家鄉有關,計有:山東的魯菜、江蘇的蘇菜、浙江的浙菜、廣東的粵菜、四川的川菜、湖南的湘菜、安徽的徽菜與福建的閩菜八類。魯菜講究味醇,重視湯類的調製;蘇菜講究切工,重視食材的精緻;浙菜講究濃郁,重視菜色的美感;粵菜講究蒸煎,重視火候的燉煲;川菜講究麻辣,重視味覺的鹹度;湘菜講究油臘,重視原料的入味;徽菜講究烹調,重視食物的補身;閩菜講究清香,重視珍鮮的調理。

這八大菜系全都經外省人在眷村的改良融合到台灣人的飲食中,讓「本來的台菜」係專指閩菜的改良版,「融合的台菜」則是指八大菜系的綜合版。更不用說山東人本來吃的包子、饅頭、蛋餅與韭菜盒子,都隨著老兵在眷村外面開業,逐漸散播成全台灣人常吃的早餐,後來更進軍到大陸社會,各大城市無不有「永和豆漿大王」,甚至成為全球華人的相當常見的飲食,反而讓閩南人本來早晨習慣吃稀飯的傳統在台灣相對較沒落,顯見眷村文化在飲食領域有著相當旺盛的發展,成為中華文化在台灣社會主導出來的飲食文化。

第六,我們來談音樂領域的眷村文化。相較於閩南族群有「台語歌曲」(其實應該稱作「閩南語歌曲」,但這已經是習慣稱謂);客家族群有「客家民歌」(過去則是「客家山歌」,但這些年來客家歌手已將其變成流行音樂);原住民族群有「原住民歌曲」(本來是祖靈祭歌),最能體現外省族群的音樂就是「校園民歌」了,這是台灣流行音樂的前身,主要在中華民國政府面臨國際關係漸漸處於不利的地位裡,來自大學校園中的知識青年開始覺醒,想唱出「我們自己的歌」,從此產生的校園民歌運動,最早在民國六十三年(1974),就讀台大海洋研究所的研究生楊弦在胡德夫的演唱會上,將余光中的〈鄉愁四韻〉譜曲來唱,接著李雙澤改寫陳秀喜詩作譜曲唱出〈美麗島〉,並改寫蔣勳詩作譜曲唱出〈少年中國〉,從而讓校園民歌的風格與型態就此定調。

這些作詞、作曲與唱歌的人不見得只有外省人,但出身於外省族群者比例相當高,由於內容主要跟中華文化有關(不論具體內容是戀情、親情或思鄉),型態比軍歌要深刻而活潑,當年在眷村的聚落中無不人人口耳相傳的唱著這種歌曲,後來校園民歌逐漸沒落,在台灣社會依然在參與相關紀念演唱會的聽眾主要還是外省族群同胞,因此這確屬音樂領域反映出來的眷村文化,並可讓我們看出眷村文化就是一種台灣特有的在地文化。

其實,眷村文化還體現在電影、建築與軍事這些領域中(受限於本文篇幅暫時不再討論),共同開創出中華文化在台灣社會的各種豐富現象,更是台灣文化這一區域文化中極其壯麗且深刻的一道風景線,如果沒有眷村文化的事實存在,台灣文化還會是今天的樣貌嗎?相信不會如此。但眷村文化的倡導者在人,如果沒有外省人的自我認同,如何還能繼續讓眷村文化獲得發展與茁壯呢?這就回到本人常說的「外省族群認同危機」了。

當前台灣社會面臨的認同危機,恰恰不是台灣文化呈現其多元化特徵,反而是台灣文化呈現其單一化特徵,意即各族群文化都正在大規模向閩南文化靠攏並產生認同,使得台灣人認同閩南文化主導的「台灣認同」,而不是認同整個中華文化主導的「台灣認同」,這使得外省族群認同正在被擠壓而消失。

但,這並不是閩南文化的精緻化發展,反而是閩南文化的通俗化發展,其已因中華文化的大傳統不彰,使得本身正質變成流行的庶民文化,譬如當前台灣的政府部門已經不再有其機構的莊嚴性,中央部會首長的表現常無異於從事表演工作的藝人,講話常很粗鄙野蠻,讓人有「國不成國」的感慨,這些首長面向大陸政府更有著某種政治格局的不對等性,這主要與明清時期來台灣的閩南人主要係庶民,其族群文化本來就習而不察存在這類俚俗現象,現在更沒有太多學者在深化研究與闡發精緻的閩南文化,而政治人物多來自於草根環境,靠著操作民粹語言從事政治工作,故使得中華民國的中央部會呈現出如此通俗化的發展。

再譬如前幾年藝人王彩樺女士翻唱並創作〈保庇〉這首流行歌曲,其表演使得宮廟文化中神明本有的莊嚴性不知不覺消失,這何嘗不是種閩南文化永續發展過程中的危機信號?這些現象在任何具有嚴肅政治視野或宗教信仰的社會都很難發生,是否恰當更需要我們持續反思。只有外省族群認同獲得恢復,台灣文化的多元族群樣貌纔能維繫與發展,因此,持續深耕眷村文化,這正是我們外省人面對台灣社會應該肩負的責任與使命。

(作者為國立宜蘭大學博雅學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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