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賴清德進行黨內總統初選期間,遭人監控行蹤並公布跟拍畫面,事後他委屈地向蔡英文喊話「不可以用國家機器干預初選」。5年後的此刻,賴清德如願當上總統,但國家機器監控的對象,卻擴大為成千上萬參與集會遊行的民眾;黨政一把抓的他,過去喊話停止攻擊,現在變成樂見州官放火。

王膝知 只是冰山一角

立法院審議國會改革法案,群眾聚集院外抗議。王義川在政論節目表示,根據手機訊號顯示,這群人有6成年齡介於20至40歲;且經比對,他們不同於民眾黨519活動的小草,也不同於2024選前之夜的造勢群眾,「是全新的一群人」。這段話揭露的嚴重問題在於,執政黨是否於法律允許的範圍外,長期利用「未去識別化」的手機個資,對不知情的民眾進行大規模且無差別的政治偵防。

雖然王義川事後解釋這是透過「手機信令資料」取得的人流觀測,但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最新公布的調查報告指出,手機信令是電信公司透過基地台取得的用戶資料,可分析群眾年齡、行動、消費行為,「但販售這些分析資訊時,需要除去可以識別個資的訊息。」報告更提到,單純從技術看,確實可透過基地台掌握區域人流,甚至掌握民眾行動軌跡,「但一般公司或個人要取得手機信令搭配使用者資料,難度高。」

所以,王義川是如何達成「高難度」偵查工作?原因可能有三。第一,他的發言純屬虛構;第二,駭客入侵電信業者後台;第三,電信業者交出資料。

第一個原因或可排除。因為,一來王義川本人從未承認說謊。再者,NCC主委陳耀祥被問到王義川有無散布假訊息時,他回應「這個沒有散布假訊息」;雖然這可能只是膝反射護航自家人,但換個角度,陳耀祥形同間接證實王義川的說法是「真訊息」,否則,NCC怎能不依權責對散布假訊息的新聞台重罰?

至於駭客入侵也應排除。畢竟,要長期攻占三大電信業者後台,針對特定時段、特定區域竊取大規模個資,需要多大能耐?加上業者迄今未將王義川所稱的資料指為駭客竊取,這項原因顯然不符現況。因此,民眾個資是否因電信業者與執政黨上下交相賊而外洩,確已引發大眾疑竇。只是,面對這把火燒向民主國家的核心精神:「人民有不被監控的自由基本人權」,執政當局是如何應處?

我們看見,王義川把資料詭辯成「用膝蓋想的」;主管機關NCC行禮如儀找來業者問話,潦草定調個資未外洩;綠營側翼持續吹風將「人員監控」與「人流觀測」畫上等號,以愚民手段要讓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整個執政黨充斥高舉人權卻反人權的跳梁小丑,面對揭櫫過的價值,彷彿患了失語症。

老大哥 黑影壟罩台灣

不可諱言,部分電信業者縱使民營化,交通部終究是大股東,對董事會成員掌握絕對影響力;在此權力脈絡下,執政黨若提出需求,業者是該聽話還是拒絕?更進一步來說,民進黨站在掌握國安、調查、警政三大情蒐網的基礎上,想取得任何個資,通常是要不要、而非能不能;只要執政者喜歡,沒什麼不可以。就如同2019年的賴清德,即便當時的他並無任何官職,只因挑戰蔡英文,就連進出辦公室都被拍照刊登,背後是誰下的令,你我心知肚明。

換言之,民眾個資雖受憲法、《個資法》及《通保法》保障,但這條紅線是否會被逾越,存乎執政者一心;一旦存有「只要無法被追蹤就是可疑」的威權邏輯,就會出現連光譜偏綠的青鳥行動,都得被清查手機訊號的怪現象。

疫情期間的天網或已銷毀,但沒有專案名稱的政治偵防依然存在。曾受國家機器監控所苦的賴清德,在接下蔡英文的「魔戒」後,顯然是捨不得放下,才會跟著加入曾讓他痛不欲生的「老大哥」行列。到底民進黨對民眾做了哪些法律所不允許的事?我們不是「王膝知」,可以問膝蓋知天下事,但王義川所揭露的恐怕只是冰山一角,還有更多人正躲在數據背後窺探你我的一舉一動。

此刻的台灣,亟需透過法治來維繫民主正常運行,而立法院聽證調查權的啟動,或許能夠帶來改變的契機。期許真有一天,台灣上空可以不再飄著老大哥的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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