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520挑戰兵推系列七》炮聲與樂聲 推想更好的和平（胡一天）

自從中美霸權競爭全面升級成涵蓋政治、軍事、經濟、貿易、金融、法律、科技、輿論、意識形態各大方面的熱戰邊緣「超限博弈」以來，各種機構舉辦的公開與閉門兵棋推演，往往都聚焦於中美勢必一戰的各種情況，而因為政治正確的壓力，對如何避戰進行推演的案例，並不多見。這是否造成集體認知偏差與難以逆轉的政策錯誤？這是本次主辦單位與兵推管制組認真研討的重要課題之一。

知名英國軍事史學家與現代裝甲戰理論大師富勒曾於1926年闡述克勞塞維茨關於戰爭與政治的複雜關係時指出：戰爭目的不應僅是軍事勝利，而是「更好的和平」。戰爭作為一種手段之所以有價值，正是因為要捍衛本國的自由與繁榮。因此，當某種軍事戰略已成為目的而非手段，且推進此種戰略將損害本國的自由與繁榮時，重新審視該戰略的基本假設與慎重考慮變革，決策者責無旁貸。

以富勒此言對照美國《台灣關係法》中揭櫫的維持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安全及穩定」及促進美國、台灣、中國大陸及其他西太平洋人民間「廣泛、密切及友好的商務、文化及其他各種關係」之立法宗旨，實在發人深省：何謂更好的和平？

一個管制組試圖提醒的參考案例，是冷戰時期羅馬教廷針對中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政府的外交政策。該政策有時被拿來與西德總理布蘭特於1969年開始推行的「新東方政策」相比，是一種在低盪中堅守核心利益的務實路線。

冷戰高峰期，美蘇部署的核彈頭超過5萬枚，東西德注定成為核戰「第一擊」中被殲滅的目標，避戰與和平就成為西德的外交政策必須堅守的核心利益。羅馬教廷在冷戰時期並未直接面臨如此嚴峻的生存危機，亦不對任何世俗統治模式下道德判斷，但如何與無神論的共產政權和平共處，爭取天主教會更多生存空間，就成為聖座最關切的核心利益。重新檢視近代中梵關係史上教廷在面對一個分裂的中國時，如何權衡國際均勢、維持戰略自主空間的經驗，或許更值得台灣各界借鑑。

管制組還考慮了一個特殊狀況：假設北京透過國際組織釋放善意，邀請柏林愛樂俄籍藝術總監攜團訪華演出貝多芬的《第九號交響曲》，並聯手美籍華裔大提琴家、中國大陸籍鋼琴家、與台灣籍新銳小提琴家，特別加演貝多芬的《三重協奏曲》，紀念二戰歷史與祝願世界和平，台灣以及美國又將如何反應？如果美國宣布，將由美日澳印四國的樂手演出貝多芬第16號弦樂四重奏，大陸當局又將如何因應？

貝多芬第16號弦樂四重奏的第四樂章的原始手稿中，貝多芬曾寫道：「一個艱難的決定…非如此不可？」如此充滿象徵意涵與歷史隱喻的互鬥機鋒，在當前國際輿論氛圍下也許很難實現，但不失為一項值得玩味的思想實驗：炮聲與樂聲，何者方能導向更好的和平？

任何兵推不能，也不該悖離國際現實與人民願望。美中台若能在兵推後認識到務實管控分歧，以行動協助彼此逐漸化解內部政治矛盾，和平共處、求同存異、發展經濟，仍是有利於印太地區的最佳策略，方有機會具體回應沉默的大多數世人的真實願望，台灣海峽正是檢驗此一想定的關鍵場域。能否實現，端賴政治菁英們的智慧與勇氣。

（作者為源鉑資本創辦人暨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