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宗懋專欄》菊元假歷史 戀殖病態

近年台灣在民進黨刻意的渲染之下，製造了「戀殖」的病態心理，由於內外面對極大困難，美化日據時代成為逃避現實的簡單手段。日式仿洋建築被說得多麼了不起，日據時代被形容地多麼富裕繁榮，鬼話連篇。最近又把衡陽路日據時代的「菊元百貨」搬出來，說要復建，以「重現城中風華」，這又是最新一輪的歷史造假。

要談到日據台灣的商業消費，首先要論及日本殖民台灣的經濟型態，不同於西方殖民開放性的經濟，歡迎國際資本、技術和人才進駐，無論是本地人或外國人都可以自由開工廠、商店、餐廳、酒店，做進出口貿易，甚至興辦銀行。西方殖民地出現商業的榮景，連西方本地人都跑來找機會。在強大的消費力之下，本地的民族工業也會被帶起來。上海的紡織工業、各種大型百貨公司、遊樂場，南洋陳嘉庚龐大的橡膠製造業，甚至胡文虎兄弟的「虎標萬金油」和「虎豹別墅」均是如此。日本殖民台灣則相反，是徹底封閉式的殖民經濟。台灣總督府完全控制著台灣的進出口權，壟斷了現代機器、技術和資金取得的管道，外商甚至不能在台灣開一家酒吧，更別說開工廠或銀行分行。

日本把殖民地台灣當成農業生產基地，所有的交通設施、水利設施、學校教育都是配合這個目的。台灣人擔任的是低技術人員以及龐大的奴工群體。日本重視醫療人才和設施，這是必然的，因為如果台灣人體質太差，成天生病，不但無法替日本打工，只會拖累日本而已。在這種封閉的經濟體系之下，台北唯一商業繁榮的是台灣人聚居地大稻埕，也是晚清以來存在的傳統，大稻埕和福建口岸的貨物交流是繁榮的主因。

日據時代大稻埕也是台灣人抗日的聚居地，許多台灣文學作品都留下生動的記載。日本人的商業集中在城中，清代的石坊結和西門街原本就已經是閩南的商店街。日本把此區接收過去，改為日本人商街，到1932年日商蓋了7樓的菊元百貨。儘管如此，所謂台北「榮町」離殖民地的繁榮非常遙遠。別說跟上海、天津、大連、青島、香港、廈門相比，甚至在馬尼拉、西貢、新加坡、吉隆坡、曼谷、檳城等城中區，常見的紅男綠女的不夜城、洋人經營的爵士酒吧、最新款式的時尚櫥窗、富麗堂皇的夜總會、電影院、喧囂熱鬧的遊樂場等，經濟封閉的台北根本沒有這些繁榮的景象。如果沒有日本的殖民，台北早就繁榮無比。光復20年間，國際資本和商旅湧入，衡陽路和中山北路欣欣向榮，是中南部人嚮往之地，也成為走過那一代的台灣人共同的回憶。

應該問一個簡單的問題，為什麼日據50年沒有一家台灣人開的大型百貨公司？台灣人智商不足嗎？為什麼日據50年沒有一個台灣的建築師？台灣人腦筋太差嗎？當總督府把台灣最重要的傳統建築全拆光，壟斷台灣新建築的所有特權，日據時代的建築師還會有台灣人的名字嗎？日本那些所謂建築大師的作品有哪一座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保護古蹟？沒有，一座都沒有。事實上，那些仿洋山寨的庸才作品，甚至比不上今天清境農場的一些民宿，把他們全部加起來也比不上一座馬來西亞檳城的華僑老建築「藍屋」。

台北所謂的「榮町」，除了總督府辦遊行活動之外，平常根本沒什麼人。更別說日本很快進入戰爭時期，物質短缺，連糧食、物品都要配給，還有什麼繁榮可言？所以，所謂「重建城中風華」除了又在假造歷史，加深戀殖病態之外，空無一物。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