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大國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但談崛起,大家總從國與國間的博弈說起,談國力,主要也就聚焦在軍事經濟之上。
軍事是國家作為保衛自己與對抗侵略的主要憑藉,許多人的強國觀念長久局限於此,在這意義下,北朝鮮也堪稱大國,他的武力讓他能夠在國際間逕自走自己的路,別人基本也不能奈他何。
但真正的大國,卻絕不該就只如此,若從經濟講,北朝鮮的表現就還是個弱國。真要談國與國間的博弈,軍事固代表能直接對抗的前線力量,但背後的經濟後盾也絕不能少。
二戰中的日本就是個例子。美日之間,除最終的原子彈外,在武器的強度與精度上美國並不占有絕對優勢,但他強大的經濟後盾,使他的軍事能有源源不絕的支撐,就總體國力評估,日本1941年的一份報告也說明了只要對美宣戰,日本必輸無疑,但掌權者既只迷信軍事力量,加上當年日本的軍國主義氛圍,結果就讓自己走上了不歸路。
然而,談經濟力量,真就只是所謂「國家的」經濟力量嗎?若沒藏富於民,美國何來源源不絕的資源支撐,許多企業平時做的是民生之事,卻可以在極短時間內就變成提供軍需的兵工廠,換句話說,真正的大國,還必須有強大的民間力量。
更何況,就終極意義而言,國家的存在不應該只是為了治理的方便,更不只在建構權力間的關係,他是一群人營共同生活的集體意志表現,根柢的存在意義是必須顧及全民最大的幸福。蘇聯會解體,民生凋敝就是關鍵的原因。
中國大陸這40年,民眾富了,國家也強了,這是難得的成就,儘管歷史上,中國在東亞基本是個獨強的大國,但真能民富與國強得兼的時代並不多,即便盛世,如中國人自豪的漢武帝時代,因經略北方,雖擴充了版圖,一定程度減低了外患,卻因長年用兵,國庫空虛,各種擾民的施政也就相繼而來,年年征戰加上民生凋敝,讓百姓苦不堪言。所謂漢武盛世,其實只是站在帝王觀點,以國為本位而不顧及人民生活所下的歷史評價。
正如此,當代的歷史學者對宋仁宗就有著與一般印象中不同的看法。他體恤民隱,與士大夫共治,百姓生活水平也高於唐朝,當時的蘇軾就給予仁宗之世極高評價,可惜,過度重文輕武,黨爭不斷,導致宋之盛世不長。而如今有更多人撇開漢武提及仁宗,則具體反映了人民對當前的一些期待。
正如此,在40年的亮眼成就外,對大陸,則還可以有「求其全者」。原來,長逾百年的對外屈辱,已讓民族主義高漲,加上儒家群體社會的特質,一旦躋身強國之林,許多人就把國家的自豪感放在個人的幸福感之上,而「國進民退」也成為一些人的標榜,並在這標榜中將「民富」與「國強」作為對立的概念來看待。
然而,歷史教訓已證明忽視人性的本質,必然導致生產力的不彰,更何況國家的存在原是為了人民的幸福,且這人民並非一種抽象的集體概念,它必須盡量照顧到每個活生生的生命,如此,民富與國強又怎會是一組具對抗性的詞語呢?大陸這幾年經濟表現沒前些年亮麗,原因之一也在由此而致的民間信心不足,正如此,有識之士乃開始強調必須「國強」與「民富」並舉,甚至認為真正的大國崛起,還必須把「民富」放在「國強」之前。
談大國崛起,須從多個向度來看,而最基底的,是觀照到國家是以人民幸福為基點而存在的,「民富」才是「國強」的永久基石。40年來大陸的「大國崛起」成就了一定程度的「歷史超越」,我們也希望他在「民富而國強」這條路上繼續邁步前進。
(作者為文化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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