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佔領香港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歲月裡,究竟是英國人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了港九地區的地下抵抗運動,直到今天還是一個令不同政治立場的港人爭論不休的問題。就跟到底是國民政府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對日抗戰一樣,這個問題永遠無法得到一個真正客觀的答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以加拿大部隊為核心的大英帝國部隊,確實在75年前的那場香港保衛戰中扮演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無論如何,有著「東方之珠」外號的香港在遭到日本佔領以前被牢牢的控制在英國人手中,無論是國民政府還是中國共產黨都不具備在港九地區領導與組織軍隊抵抗日軍的侵略。英軍當年在港九地區的防禦部署得宜與否是一回事,但是無論是來自港澳、兩岸、歐美還是日本的歷史學者,到了今天卻是誰也沒有辦法否認他們在戰場上展現出來的作用與勇氣。

更令許多香港人津津樂道的歷史,在於他們許多人曾經以華籍英軍或者華人警察的身份,與來自加拿大、英國、印度以及尼泊爾的將士們一起在戰場上抵禦日軍的進攻。不過提到1941年12月8日到12月26日的這場香港保衛戰,其實還有一個層面的問題比較少有人提及,那就是曾經有大量華人充當日本憲兵隊在港的「第五縱隊」,配合日軍與英軍作戰。

進攻香港的日軍第23軍,曾經得到來自香港的「第五縱隊」協助。(香港歷史博物館)
進攻香港的日軍第23軍,曾經得到來自香港的「第五縱隊」協助。(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人的反殖民戰爭

自1895年以來,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就成為了孫中山、陳少白、尢列與楊鶴齡,即滿清政府口中「四大寇」策劃武裝起義的基地。來自海內外的大量華僑知識份子與洪門的道上兄弟,都是在香港接受孫中山先生的號召投身革命的。同時,香港也一直為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還有後來的同盟會視為向國內走私軍火的轉運站。

換言之,早在中華民國正式成立以前,香港民眾就已經深受革命思想的薰陶。外加民族主義的思潮伴隨著西式教育進入香港,當地的知識份子逐漸瞭解不只祖國的人民必須要擺脫滿清王朝與北洋軍閥的壓迫,就連他們自己也應該要爭取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的枷鎖。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英國人也確實是以赤裸裸的殖民統治手段來對待香港人的。

在港英政府的安排下,香港境內的歐洲人與華人被嚴格規定不能居住在一起。到了20世紀初,除了何東等少數混雜了歐洲血統的精英家庭外,絕大多數的華人不被允許在海拔788公尺以上的山上建造住宅。華人雖然因為在商場上有優秀的表現,而獲得港英政府允許擔任議員,但是他們在以歐洲人為主的議會裡能發揮的影響力始終非常有限。

佔總人口90%的華人,不被允許參加選舉與投票。任何質疑殖民統治的香港人,都有可能遭到警方以鞭刑伺候。華人報刊的言論,也必須要接受港英政府的嚴格管制。由此可見戰前的香港既沒有民主也沒有自由,華人被完全視為「次等公民」看待。為了爭取自由與尊嚴,香港人踴躍的支持由國民黨與共產黨攜手發動的北伐,期望祖國早日走向統一強大,並從英國人手中解放自己。

由中國共產黨在1925年6月份發動的省港大罷工,就得到香港電車、印刷與船務工會的積極響應。對日抗戰爆發後,日本人一度取代了英國人成為最令香港人民厭惡的外來侵略者。然而由於英國人深怕得罪日本人,一度以政治手段打壓宣揚支持祖國抗戰的報刊,讓宣揚中日合作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汪精衛政權逮到了機會。

打著孫中山先生傳人的招牌,汪精衛在香港創辦的《華南日報》一方面與重慶還有延安的報刊打對台,二方面則向民眾灌輸「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吸引了一票痛恨英國人的民族主義者支持。而首先響應汪精衛政權的,是平常在公家機關服務,被英國長官當成下人使喚的基層公務員。尤其是被英國籍督察壓在頭上,永遠無法出頭天的華人警察。

根據老記者謝永光的研究,戰前港英政府將警察分為ABCD級,其中C級警員大多來自於廣東省,並非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自幼在充滿戰亂的華南地區長大,這些C級警察最無法接受趾高氣昂的英國督察指揮,民族情緒也最為剛烈。所以早在日軍對香港發動攻勢以前,就已經有為數不少的C級警員專門為日本人從事情報蒐集的工作。

另外一批為日本情報機構吸收的,就是當年最踴躍支持孫中山先生革命的洪門弟兄。然而,洪門畢竟是一個擁有光榮歷史傳統的愛國組織,他們當然明白與日本人的合作意味著對祖國,也就是中華民國的背叛。但是還是有一部份的道上弟兄認為,他們與其看同樣是黃種人,而且也深受儒家文化傳統薰陶的日本人臉色,也不願意繼續受「洋鬼子」的氣。

於是,原本一起參加革命的洪門,也因為應該要與英國人還是日本人合作而走向決裂。包括「勝利友」、「和安樂」、「和洪聖」、「和群英」與「和利和」在內的幫會組織,接受日本憲兵隊的收編,擔任起了為日軍開路的「第五縱隊」。掌握了大量華人接受日本人收編的情報後,港英政府想要壓制「第五縱隊」的囂張氣焰,唯一的選擇是尋求中國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陳策將軍的協助。

位於西灣的駐港英軍砲兵陣地。(香港海防博物館)
位於西灣的駐港英軍砲兵陣地。(香港海防博物館)

「第五縱隊」與九龍陷落

12月8日,也就是珍珠港遭空襲的五個小時以後,日本陸軍航空隊就由廣州天河機場派機空襲香港啟德機場。此次轟炸,等於是向潛伏於港九地區的「第五縱隊」發出了行動訊號。當日軍第23軍集中兵力對新界的「醉酒灣防線」(Gin Drinkers Line)發起猛烈進攻的同時,以「勝利友」為代表的黑幫團體首先在九龍半島發難。

左臂上掛著白色布條,並且以「勝利」為口號的幫會人士,開始大舉洗劫旺角、油麻地與官涌等地區的雜貨店與商場。甚至,他們還膽大妄為的攻擊香港警察。由於英軍主力部隊都被調往「醉酒灣防線」,孤立無援的香港警察面對幫會人士的攻擊毫無招架之力。雖然是高喊著要將英國人驅逐出香港的口號,但是「第五縱隊」畢竟是由幫會人士所組成,所以越到後面他們就越無紀律。

剛開始,他們先是攻擊替英國人服務的香港警察,並趁機洗劫街道上的商家。可是到了後面,「第五縱隊」甚至闖入民宅搶奪財物。任何不願意乖乖交出錢財的民眾,都有可能為這些幫會份子當場砍斷手臂。波及一般老百姓還不夠,據說還有同為「第五縱隊」的兩票「勝利友」人馬,疑似因為地盤瞧不攏的原因而相互大打出手。

12月11日,由蘇格蘭與印度人固守的「醉酒灣防線」被突破,指揮駐港英軍作戰的莫德庇少將(Christopher Maltby)命令守軍從九龍撤退。「第五縱隊」得知此一消息後,於尖沙咀的半島酒店天台上升起了代表大日本帝國的太陽旗。半島酒店雖然只有六層樓,但卻是當時整個九龍半島最高的建築物。目睹到太陽旗在九龍升起的畫面後,第23軍軍長酒井隆中將才放心讓部隊開入市區。

早些時候,港英政府為了保存自己的顏面,不願意向中華民國政府的駐港機構尋求協助。要等到「第五縱隊」配合日軍攻陷九龍,並且揚言要強姦與殺害港島境內所有白種人的婦女與幼童之後,英國人才低聲下氣的向陳策將軍求援。中華民國海軍出身的陳策,在三年前的虎門要塞保衛戰中因為力戰日軍而失去了左腿。對日本人恨之入骨的他,爽快的答應了英國人的請求。

1941年12月18日,日軍於香港舉行入城儀式。(香港海防博物館)
1941年12月18日,日軍於香港舉行入城儀式。(香港海防博物館)

中英合作壓制「第五縱隊」

想要制止「第五縱隊」在香港鬧事,唯一的方法就是動員另外一批抗日的洪門弟兄出面保護白人。然而,抗日的洪門人士雖然痛恨日本侵略者,但是卻也不認為自己有義務為高高在上的英國人提供保護。因此,港英政府刑事偵緝處(Crime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CID)處長助理警司修夫頓(F. W. Shaftain)希望能夠在陳策協助下,收買這些華人幫會領袖協助維持秩序。

12月12日,修夫頓在警務處長俞允時(John Pennefather-Evans),還有陳策將軍副官余兆麒的陪同下,約見五名香港島的幫會代表談判。考量到這些愛國幫會人士可能不會收「洋鬼子」的錢,國民政府還透過青幫大老杜月笙門生張子廉提供20,000港元的傭金給這些幫會代表。不過光憑這兩萬元與杜月笙的面子,顯然沒有辦法改變這些幫會領袖對英國人的態度。

首先,在日本即將攻下香港的節骨眼上,任何出面協助英軍維持秩序的行動都將讓這些幫會領袖陷入萬劫不復的境界。其次,這五名代表背後所代表的是有近60,000人左右的幫會力量,這20,000塊港元看在他們眼中簡直是連拿來塞牙縫都不夠的笑話。最後,則是過去中國遭受日本侵略的時候,港英政府曾經對日軍的屠殺行為袖手旁觀,所以他們內心其實也忍不住的想看英國人的笑話。

於是,這五位幫會代表提出了一個港英政府永遠無法負荷的價碼,使得整個協商不歡而散。不過此刻國民政府已經對日本宣戰,並且成為英國在遠東地區最重要的盟友,因此協助港英政府對付「第五縱隊」,仍是陳策將軍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在12月13日發表了一份《告港九僑胞書》,呼籲港人踴躍出面協助大英帝國的軍隊保衛香港。

部份的幫會領袖受到感動,開始紛紛向陳策提供「第五縱隊」在港島活動的情報。也就是在陳策將軍的協助下,香港警方逮捕了正在與日本洽談合作的東華醫院主席陳廉伯,有效的壓制了親日派在港島境內的活動。光是協助香港警方逮捕「第五縱隊」還不夠,陳策將軍還出面召集了15,000名司機與伕役組成馬夫義勇隊為英軍運送作戰物資。

得到情報局局長麥道高(David Mercer MacDougall)充分授權的陳策,有權力槍斃任何被懷疑是「第五縱隊」的違法份子。而伴隨著日軍的攻勢蔓延到港島,他指揮的馬夫義勇隊也曾經直接參與過戰鬥。曾經有一次,馬夫義勇隊還以在夜色的掩護下,以準備提供給英軍的手榴彈攻擊日軍設在商務印書館印刷廠的指揮所。

然而如此英勇的表現,並沒有辦法逆轉英軍在戰場上的失利。在12月25日得知總督楊慕琦爵士(Sir Mark Aitchison Young)投降的消息後,陳策將軍與麥道高帶領70多名港英軍政人員搭乘六艘皇家海軍的魚雷艇逃回內地。英軍與國軍的抵抗結束後,日軍開始動員「第五縱隊」清算前華籍英軍、香港警察還有馬夫義勇隊的成員。

1945年9月,重返香港的英軍開始學習善待香港居民。(帝國戰爭博物館)
1945年9月,重返香港的英軍開始學習善待香港居民。(帝國戰爭博物館)

港英政府的政治改革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期間在英軍第第17高射砲連服務,並參與擊落一架日軍九四式水上偵察機的蔡彼得,就知道自己如果繼續留在香港會惹上巨大的麻煩。於是他在日本憲兵隊找上門以前,就帶著老父親一起逃回廣東老家避難去了。原本充當「第五縱隊」的廣東籍C級警員,也搖身一變成為日本憲兵隊指揮下的「憲查」,到處逮捕曾經抵抗過日軍的港人。

曾於英國皇家海軍奧迪號(HMS Audy)巡邏艇上服務的李福基,在楊慕琦爵士宣告投降之際,就與長官一起棄船脫離戰場。不過李福基回到旺角的家裡還短短不到一天,就看到憲查帶著日本憲兵來抓他。李福基轉身就離家逃跑,並且在外面遊蕩躲藏了一段時間後,就跟著其他的華籍英軍一起回到中國大陸。到了桂林以後,他被戴笠的軍統局吸收,成為了中華民國國軍的一份子。

蔡彼得表示,也有一部份前華籍英軍出於自保或者追求利益轉而選擇與日軍合作。他過去在第17高砲連服務的一位戰友張查理,就透過結交台籍日本兵的方式成為了合作者。不過包括蔡彼得在內,更多的華籍軍人在廣東加入了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e Group),重返港九地區為盟軍蒐集情報,或者從事拯救戰俘的工作。

佔領香港以後,日本人很快就露出了侵略者的真面目。他們沒有如同處理天津與上海英國租界的方式那樣,將香港歸還給汪精衛政權,而是直接在當地成立了由第23軍管轄的軍政府。直到1942年2月20日,日軍才又在香港成立「佔領地政府」,由磯谷廉介中將擔任總督,結束了軍事管制狀態。就與同時代的台灣一樣,香港成為了日本的殖民地。

不過,仍有相當數量的港人對此感到雀躍不已。與羅旭龢、李子方及陳廉伯一起出任華民代表會委員的劉鐵誠,曾為發表了以下這篇內容肉麻的歡迎詞:「大日本皇軍忠勇的占領,洗滌了香港百年來的汙點,把百餘萬的僑民,由殖民奴隸的生活,給解放了。而且,得到這一位愛護僑民,如保赤子,賢明慈愛的磯谷閣下,做初代的總督,實在使我們不得不起一種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的感想了。」

然而,華民代表會畢竟只是佔領地政府下的一個諮詢機構,沒有實際管理香港的權力,更無法阻止日本人對港人的壓迫。忍受不了日軍暴虐統治的港人,並不願意英國人的勢力再度回到香港,而是把解放的希望寄託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日軍佔領香港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歲月裡,港九獨立大隊是唯一一支代表本土港人的抵抗勢力。

慢慢的,不僅英軍與美軍開始積極與港九獨立大隊合作竊取日軍情報,就連許多原本充當「第五縱隊」的憲查與幫會人士,甚至於台籍日本兵也都積極的與中共游擊隊接觸,希望能透過貢獻抗戰大業洗刷自己早年充當「漢奸」的罪責。香港並非盟軍反攻的主要戰場,港九獨立大隊也沒有對佔領軍發起過什麼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但他們仍然是唯一一支在當地活動的主要力量。

即便只是襲擊憲查的據點,或者是與跟日軍合作在粵港兩地從事走私工作的海盜,港九獨立大隊都在港人心目中取得了極大的威望。更重要的一點,則是美軍第14航空軍空襲香港的所有任務,都得到了港九獨立大隊在情報上的有力支持。也因此,盟軍在1944年10月份空襲台灣的時候,日軍有相當一部份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華南地區。

當被指派為香港英軍受降代表的皇家海軍少將夏愨(Cecil Harcourt),在1945年8月30日抵達維多利亞港的時候,他被數量遠遠超過米字旗的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給嚇呆了。中華民國成為世界四強的事實,加上港九獨立大隊三年多來在香港的奮鬥,已經令港人心中的民族主義情緒大幅提升。他們恐怕再也無法接受被日軍趕出香港的英國人,重新恢復過去赤裸裸的殖民統治。

擔任香港計劃小組(Hong Kong Planning Unit)組長的麥道高,還有從集中營解放出來的港督楊慕琦,都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受到過「第五縱隊」的羞辱。為了避免過去的悲劇重演,並在共產黨的威脅下確保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他們對戰前的舊制度做了重新的檢討。為了避免華人大幅度倒向中共陣營,絕大多數香港的合作者沒有受到港英政府的清算。

原本當憲查的,回歸香港警隊繼續服務,原本做生意的回歸商界,甚至還有一部份參加過華民各界協議會等魁儡組織的華人代表,在戰後繼續擔任公職。依照1946年推出的「楊慕琦計劃」(The Young Plan),香港民眾甚至還將被賦予參加政治的權力。然而這個意圖以民主制度換取香港人效忠英國的計劃,還是為取代楊慕琦擔任港都的葛量洪(William Grantham)所推翻。

葛量洪以英國如果推動港人治港的民主改革,將刺激中共動武收復香港為由拒絕了這個構想。恰巧在葛量洪執政的這個階段,香港的人口結構有了大幅度的改變。此地的居民大多數為內戰期間逃往香港的政治難民,在連溫飽都沒有辦法求得的情況下,他們對於爭取民主投票沒有絲毫的興趣。至於一般的香港人,也在經歷了一場殘酷的世界大戰後,更加熱衷於經濟而非政治活動。

外加大陸的在中共的統治下,開始陷入一系列恐怖的政治運動當中,香港人對於在英國統治下,還能維持舊有的資本主義生活與社會秩序感到相當知足。因此在港英政府廢除戰前許多明顯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政策,並且賦予香港居民自由而非民主的條件之下,港人也就得過且過的把日子過下去了。一直要到香港回歸前夕的1991年,港人才用自己手中的選票,選出代表自己的立法局議員。

在港人對英國失望,對日本痛恨的情況下,中共領導的港九獨立大隊趁虛而入取得了民族主義的大旗。圖為1947年4月12日,英軍李芝上將(General Sir Neil Ritchie)造訪港九獨立大隊位於新界西貢的根據地,感謝當地民眾為盟軍提供的援助。(香港海防博物館)
在港人對英國失望,對日本痛恨的情況下,中共領導的港九獨立大隊趁虛而入取得了民族主義的大旗。圖為1947年4月12日,英軍李芝上將(General Sir Neil Ritchie)造訪港九獨立大隊位於新界西貢的根據地,感謝當地民眾為盟軍提供的援助。(香港海防博物館)

(中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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