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左)與楊虎城(右)。(本報系資料照片)
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左)與楊虎城(右)。(本報系資料照片)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前,張學良與蔣介石(左)合影。(本報系資料照片)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前,張學良與蔣介石(左)合影。(本報系資料照片)

空軍洛陽分校主任王叔銘,派教官蔡錫昌,駕機飛赴臨潼,冒險迫降著陸,營救蔣委員長,未果而被俘。

如沒有八年浴血抗戰的勝利,就光復不了台灣,也建設不成今日的台灣,就更沒有台獨的餘地。台灣同胞應該瞭解珍惜這段歷史。

對侵略的日本而言,至今67年,從沒有對這場血腥侵略戰爭認錯,並且竄改歷史,扭曲真相,矢口否認是侵略者,並仍存有對中國人藐視的霸道心態。不認錯、不賠償,我們認為這是天下最不公道的事。日本如不撫平被害者的創傷,將成為民族永久的仇恨,必將無寧息之日,不公道就會失去和平。

對西方人而言,在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們只記得珍珠港奇襲、敦克爾克大撤退、諾曼地登陸、硫磺島浴血戰。但是對於在二次大戰期間,人類有史以來,最慘烈的廝殺戰爭中,中國人在幹了什麼?提供了什麼?卻懵然無知。

冒險降落企圖救蔣

在這場最大規模世界大戰中,如沒有中國八年的浴血抗戰,在中國戰區牽制百萬日軍,盟軍方有先行收拾德、意,然後再收拾日本的時間,方結束了大戰。世人不能漠視中國在這段歷史上卓越貢獻的真相。緬懷中國八年艱苦的抗戰勝利,感慨萬千。在抗日及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以慘重犧牲換來勝利,誠屬可貴。但中國亦飽嘗了同盟國、亦敵亦友的痛苦教訓。

抗戰期間,獲得有限的「援助」,是援助者為自身利益而援助,並非為正義而援助。並且列強有不約而同的謀略,「不讓中國統一,永遠處於分裂狀態,而便於控制中國,予求予取,竊取中國利益」。茲將亦敵亦友之沉痛歷史,扼要縷述之。

張學良在西安,剿共不利。蔣介石委員長,於10月中旬,由南京飛赴河南洛陽,目的督師剿共。空軍第四大隊奉命亦隨之進駐洛陽。當時我是二十二中隊飛行員。(大隊長高志航,廿二中隊長黃光漢,副隊長賴名湯,分隊長樂以琴和鄭少愚)張學良與楊虎城,被毛澤東、周恩來統戰,違反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誘蔣赴西安,於1936年12月12日,發動兵諫事件。13日空軍第四大隊,出動攻擊渭南車站及軍隊;同時空軍洛陽分校主任王叔銘,派教官蔡錫昌,駕機飛赴臨潼,冒險迫降著陸,營救蔣委員長,未果而被俘。

由軍紀解讀,劫持統帥,就是兵變。在兵變險惡的狀況下,生死交關的危情下,蔣介石竟然在短期脫險,於12月25日,由張學良護送,飛返洛陽,恢復自由,爾後領導起對日抗戰。這種情勢的急速轉變,與蘇聯的史達林有關。

在當時蘇聯史達林,在歐洲已強烈感受到,德國對蘇聯的強大威脅,也恐懼日本,由中國東北的進攻。如形勢發展到腹背受敵的狀態,蘇聯則面臨敗亡境地,史達林在戰略決策上,必須支持蔣介石領導中國抗日,擋住日本對蘇聯的威脅,集中力量對付德國。

西安事變中,如蔣介石身遭不測。在史達林的心目中,張學良與毛澤東,均非領導抗日之人。為蘇聯利益計,而必須平息西安事變,支持蔣介石抗日。史達林這一決策,平息了西安事變,軍援蔣介石抗日,免除了蘇聯腹背受敵,也救活了困居延安的中國共產黨。

194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中華民國主席蔣介石,在埃及開羅舉行會議。當時英美先歐後亞策略上,先集中軍力,打擊義大利投降後的德國。借重蔣介石在東方繼續抗日,拖住日本在太平洋上,無力侵略擴張,免除英美聯軍有東西兩面作戰之苦。有充裕時間集中兵力,先行擊潰德軍,然後轉移兵力,再收拾日本。

在開羅會議上,英美承諾,援助中國軍隊裝備與軍需補給,並歸還日本所占領的中國土地。嗣後將承諾的援華軍事裝備,大部分轉給蘇聯。

蔣介石仍堅守開羅會議,三大盟國團結作戰之承諾。統領中國軍民,在中國戰區,與日軍拚鬥,拋頭顱洒熱血,死傷軍民3千餘萬,拖住日本百萬大軍,無法脫身轉移戰場。英美聯軍得能集中全力,擊潰德軍,方取得歐洲戰場勝利。蔣介石統領中國軍民,浴血抗日,對二戰的勝利,有不可抹滅的貢獻。

浴血抗日貢獻極大

盟軍於1944年6月6日,在諾曼第登陸成功後,德軍節節失利,顯露敗象。美國急欲轉移部分兵力,進攻日本。英美邀蘇聯舉行雅爾達會議,要求蘇聯出兵中國東北,協同攻日。蘇聯趁機要求在中國權益和外蒙古獨立。同盟國的英、美,竟然允訂出賣中國的密約,令人椎心泣血,匪夷所思。

蘇聯在日本無條件投降前夕,進兵中國東北,未費一兵一卒,而獲得日本投降後的利益,大量物資與工業設備及軍事武器。隨手將大批軍事武器與投降的偽滿軍隊,交給中國共產黨林彪。因而迅速膨脹了中國共產黨叛亂的力量,擴大了中國戰後的內亂,中國失去戰後復員與重建國家的機會,也使國府退到台灣。(待續)

(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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